第四，后金不想多面树敌，通过和谈来缓和金鲜矛盾，将有助于后金安全撤归。抢掠财富固然能解决后金生存之需，但安全撤归更关乎后金出兵成败。实际上，自朝鲜君臣避入江都之后，金鲜两国决策层的态度已在发生微妙变化。后金方面，对于隔海攻打江都，阿敏颇有鞭长莫及之恨。直到“江都盟誓”结束、移兵凤山时，阿敏还心有余悸，让姜絪传话给李倧：“和好之后，永世无疑。国王何必久处海岛?速为还都。”(37)当闻悉报送盟誓条文的后金使臣库尔缠险遭朝鲜人劫杀后，阿敏更是恼怒：“贵国莫说，‘我已在岛中，其奈我何?’不知我一到王京，八路尽属于我。虽在海岛，水能为田，鱼能为民乎?”(38)而在朝鲜方面，李倧据险可守，一度重燃希望。(39)他还号召军民，“各尽心力，期灭此贼，勿为姑息之计”(40)。针对朝鲜的负隅顽抗，阿敏曾扬言将诉诸武力，以示威迫：“岂不知近日兵器有备，士卒有炼，欲一战以较胜负?若然，大丈夫事也。”(41)与此同时，刘兴祚也在劝导李倧，不要因“一誓之辱”，置“王弟之质、黎民之殃、社稷之危”于不顾；若能“急为完决”(42)，则可早得一日之福。很显然，无论是威迫还是劝说，后金的用意并不是真要动武，而是在敦促朝鲜放弃抵抗、早定盟誓。
    总之，后金于进军中途首倡议和，是基于出兵实力和战局发展而做出的战略调整。而外交谈判无疑是后金扩大和巩固既有战果的有效途径。本来，发动战争，理曲在后金；“城下劫盟”，亦属不义。但后金决策层以战促和，反倒抢占了谈判先机。把“和”与“战”的选择权抛给朝鲜，就等于是把和平停战的责任压向朝鲜。朝鲜如若拒绝和谈、继续抵抗，反倒在外交上被动。随着战争的推进，后金决策层逐渐探清了朝鲜虚实及其“不事武功”(43)的本质，其在战争之初的试探心理正在被建立在军事胜利基础上的信心所取代。而这种心态上的微妙变化，不仅会促使后金决策层对战争预想目标进行动态调整，也势必给和谈结果带来更多变数。
    二 刘兴祚出使江都与“纳质”问题的产生
    自阿敏抛书“劝和”以来，金鲜间交涉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求朝鲜“永绝南朝”(44)。阿敏曾讲，“贵国(指朝鲜)与南朝断绝，我方讲和……我起兵，原是为南朝而起。事若完，即去，若事不完，我至王京驻下，耕种一年，也不回去。”(45)而这一点亦能从朝鲜所获情报中得到印证，朝鲜将官李士雄曾奏：“胡(指后金)将今将一言，而定和、班师，只以与天朝相绝为言。”(46)“永绝南朝”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后金旨在“突破明朝封锁”(47)的核心目标，也流露出后金对于战后金鲜关系发展的阶段性设想。(48)它虽然目标单一，但事关全局，而后金此时没有在谈判目标上涉及经济要求，不仅与后金自身的处境相吻合，与皇太极的旨意亦不矛盾。
    然而，双方的和谈内容在二月初九日刘兴祚抵达江都之后，却开始发生变化。关于刘兴祚对朝鲜君臣所说原话，《朝鲜王朝实录》并无收录，《清实录》则记录为：
    今日之事，成败在于俄顷。尔欲修好议和，可遣汝亲子弟一人往，盟诸天地。汝国所产财物牲畜，每年循礼贡献，尔亲定额数。(49)
    由于文中提到“亲子弟”、“每岁循礼贡献”等敏感词句，以往学者常将这条史料作为“纳质、岁币”问题出现的标志。但是，前辈学者的这个推断是否准确合理呢?我们是否仅凭刘兴祚的这番话，就能妄下结论，认为在刘兴祚被派出前，后金决策层已经把“纳质子、献岁币”作为盟誓的先决条件?如果后金决策层确有此意，这两个问题又是何时被明确提出的呢?
    诚然，“纳质作押”自西汉时期被纳入朝贡制度之后，逐渐成为宗藩关系的特殊表征之一。(50)但是，宗藩关系中的“质子”(或称“侍子”)通常由藩属国主动献纳，体现国家间和平关系，也是中原王朝“怀柔远人”的重要途径。而刘兴祚在战争状态下要求朝鲜遣送“亲子弟”，既与宗藩关系中的“纳质作押”前提不同，也没有明确表述“送人质于金”的意思。那么，刘兴祚提出此说的意图是什么?后金决策层对于这条要求的态度究竟怎样?这就需要我们对比中韩史料，细作考察。
    首先，我们从中韩史料中均找不到后金决策层对刘兴祚已有授意的明确证据。虽然阿敏一直催促朝鲜派遣“担当国事大臣”(51)以“速决盟誓”(52)，但他却从未提及“遣亲子弟”的事，亦无挟使为质的意思。当然，阿敏不提“纳质”，并不是说他不在乎朝鲜使臣的身份和官阶--毕竟，使臣身份代表着朝鲜对待和谈的态度。但阿敏也很清楚，朝鲜本就“崇明反金”，现又遭受侵略，欲让朝鲜甘心讲和，绝非易事!鉴于此，他从一开始便要求朝鲜派重臣前来谈判，以试探朝鲜。
    其次，示“信义”于朝鲜，是后金停战和谈的需要，更是其安全撤兵的策略保障。皇太极曾提醒过众将，“秉义而行，若自背前言，不义”(53)。议和开始后，皇太极又言，“两国通和，尔(指众将)等当退”。就连阿敏也不忘在朝鲜面前标榜“信义”：“结为唇齿之邦，我国有事，你来救我，你国有事，我国救你，永不失信。”(54)另外，后金在谈判中倚重刘兴祚、姜弘立等人，既有拉拢和取信朝鲜的目的在其中，同时也希望这些人能切实发挥作用、早定盟誓，足见后金对于和谈的重视和期待。况且，朝鲜虽然战败，但复仇暗流涌动，从后金孤军深入的处境和阿敏在国书中对朝鲜态度拿捏不定的语气看(55)，后金此时贸然要求朝鲜交送“质子”，与其盼归心态和亟待缓和金鲜矛盾的外交逻辑并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