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未，第34册，第177页。
    (75)《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午，第34册，第176页。
    (76)《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癸亥，第34册，第178页。
    (77)《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午，第34册，第176页。
    (78)《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戊辰，第34册，第180页。刘兴祚态度变化，也与后金内部分歧有关。刘兴祚秉承多数将领意志，在和谈条件上对朝鲜并未作过分要求，阿敏却并不满意。刘兴祚不得不在阿敏、众将及朝鲜之间折中协调，朝鲜故认为其“诡谲多变”。
    (79)《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未，第34册，第177页。
    (80)《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乙丑，第34册，第179页。
    (81)最终交涉结果是，刘兴祚偕后金八大臣先与李倧在江都行宫盟誓，李倧焚书告天后即还；誓后，朝鲜大臣吴允谦等与后金众将继续赴誓坛刑牲以誓(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庚午，第34册，第181页)。
    (82)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姜絪到达金营后，阿敏曾在姜弘立面前流露过“视姜絪为人质”的意思(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丁未，第34册，第172页)，但《清实录》中仅提到，“是日留朝鲜使臣进昌君(应为晋昌君)于营”，此后，姜絪仍往来于金鲜之间，并在“江都盟誓”订立二天后自金营返回江都(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壬申，第34册，第182页)，这些情况都无法证明阿敏曾有挟其为质的行为。
    (83)《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天聪元年四月甲寅，第2册，第44页。
    (84)《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天聪元年五月庚午，第2册，第45页。
    (85)《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丙午，第34册，第171页；仁祖五年二月辛亥，第34册，第174页。
    (86)《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庚子，第34册，第167页。
    (87)[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第172页，注释2。
    (88)《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庚戌，第34册，第174页。
    (89)《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庚戌，第34册，第174页。
    (90)《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丙午，第34册，第171页。
    (91)魏志江、潘清：《关于“丁卯胡乱”与清鲜初期交涉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
    (92)《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8页。
    (93)“岁币”始见于宋辽“澶渊之盟”，是宋朝每年向辽朝输纳的钱物，带有外交妥协的性质，但却是维系宋辽和平关系的有效途径。“岁币”与朝贡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宋辽在“澶渊之盟”后的关系定位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因此，“岁币”不等同于“纳贡”，许多学术成果中所提到的“纳贡”，在史书上更常以“方物”代之。它是朝贡关系存在的基本特征，在本质上是礼仪，外交意义重于经济意义(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第25页)。
    (94)《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丙午，第34册，第171页。
    (95)《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庚戌，第34册，第174页。
    (96)《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壬子，第34册，第175页。后金(清)史料记为“进马百、虎豹皮百，绵绸苎布四百、布万五千”(《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