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朝鲜之所以删减礼单名目，除不甘心被勒索外，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朝鲜鄙夷后金，欲以财物敷衍了事。其二，阿敏之书被朝鲜视为“贼将书”，在等级上是与金国大汗书信相区别的。因此，对于阿敏使臣刘兴祚提出的要求，朝鲜也有怠慢之意(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正月庚寅，第34册，第168页)。
    (98)《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壬子，第34册，第174页。
    (99)《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癸亥，第34册，第178页。
    (100)《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庚午，第34册，第181页。
    (101)学者张杰提出，后金发动“丁卯之役”，是想通过武力确立金鲜贸易关系，“取资”于朝鲜，还提出，朝鲜同意向后金进贡，也是因为经济利益的吸引(《后金时期满族与朝鲜的贸易》，《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笔者认为，过分强调贸易在后金出兵计划中的分量，并不符合实际。况且，学者戚福康早已指出，贸易不是后金增强经济的唯一办法，皇太极采取的措施是发展生产、致力贸易和战争掠夺三策并用(《皇太极统治时期(1617-1644)后金(清)与周边贸易之研究》，《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另外，我们也不宜夸大朝鲜贪享贸易之利的意图，因为在边境互市和春秋使行问题上，朝鲜政府的抵触态度从未改变过。
    (102)《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甲申，第34册，第185页。
    (103)《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乙酉，第34册，第186页。
    (104)[韩]金容钦：《丙子胡乱期的主和·斥和论争》，[韩]《东方学志》第135辑，2006年。
    (105)《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四四，仁祖二十一年正月戊午，第35册，第148页。
    (106)《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曾闻贵永哥(即代善)，每每向我(指朝鲜)作好，今番要土(即岳托)不食，而苦争云，亦是大段奇特事也，尤用嘉叹。”(《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乙酉同，第34册，第185页)
    (107)在“江都盟誓”的性质和意义上，以往研究多关注于盟誓对朝鲜利益的影响以及战后两国地位之高下(参见刁书仁《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形成与确立》，《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宋慧娟、侯雅文《论后金与朝鲜“兄弟之盟”的性质》，《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等等)。但笔者认为，“江都盟誓”以两国各自安全利益为诉求，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两国战后在军事上的相互制衡与防范，它对两国皆有约束力，而不单纯是后金对朝鲜的欺压。至于两国战后关系，李倧曾暗示臣下，只要后金承认明鲜宗藩关系的存在，“则不须争(兄弟之序)也”，“贼若舍此一款(指‘永绝南朝’)，仍求和好，则虽有城下之耻，姑纾目前之急”，足见李倧对后金认识的现实性(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亥，第34册，第167页；仁祖五年二月辛丑，第34册，第168页)。
    (108)《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乙酉，第2册，第40页。
    (109)《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二七，仁祖十年十月戊辰，第34册，第499页。
    (110)《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戊子，第34册，第186页。
    (111)《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戊子，第34册，第186页。
    (112)《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戊子，第34册，第186页。
    (113)《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庚寅，第34册，第187页。
    (114)《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丙申，第34册，第188页。
    (115)《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戊午，第34册，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