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世界和平有何关系？这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重要课题。帝国主义曾经鼓吹过的“世界主义”，至今仍时有所闻。当世界尚未实现孙中山所提倡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时，鼓吹所谓“世界公民”，提倡建立“世界村”，是对被压迫民族的一种蛊惑。时下“世界主义”高唱，民族主义遭贬，但是只要有民族、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没有民族主义。然而，民族主义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有进步民族主义，也有反动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应作何评价？回答是肯定的。他的民族主义是属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进步民族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
    一
    民族主义是启动近代世界政治运动的重要社会思潮，它的形成同近代民族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在现实的世界仍然存在着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侵略扩张，同时也存在着争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维持民族的尊严和权益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思潮不可能消亡。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群由于环境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追求，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和特性。因此，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不能作同一的评价。由于民族的压迫和战争、政治的风潮和民族的变动、波谲云诡的经济竞争和商战的残酷、观念各异的文化冲撞和交替，造成各地的民族主义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有开放性民族主义，也有封闭性民族主义；有侵略扩张民族主义，也有反侵略的革命民族主义；有种族民族主义，也有宗教民族主义；有政治民族主义，也有经济、文化民族主义，不一而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属于东方殖民地范畴，它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下刺激起来的，所以它具有防御性，它同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是近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那个时代雷电风云的一面聚光镜”（注：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是影响世界，尤其是影响亚洲的最具深邃力和凝聚力、动员力的一种政治思想。
    何谓民族主义？在过去，有人说“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注：余一：《民族主义论》， 《浙江潮》第 1 期，1903年2月版。）；有人说“民族主义者， 复仇主义也”（注：参见《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民主义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新世纪》第6期，1907年7月。）。以上是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一些人的说法。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认为，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类、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民族主义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正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注：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95册。）。而现在，人们则把它视为是“建立和巩固民族国家、争取政治经济独立和发展社会文化的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进步思潮”（注：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较为通常的说法则将民族主义视为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5页。）。而孙中山则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所谓“国族主义”就是“结合四万万”中国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组成一个民族的国家（注：《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621页。）。“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选集》，第644页。）。很显然， 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而是“四万万人”（即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然而，从当时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所要解决的民族问题这个视角去审视，他的民族主义虽然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但却包含有为汉族及其他民族争取与满族平等权利的意义。所以它具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对内是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实现民族平等、共和统一；对外是洗刷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反对以强凌弱，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性质，他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实现民族平等、国家自由和社会民主。所以，他的民族主义反对盲目排外，也反对民族复仇主义。我们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视为开放式的、反侵略的和平民族主义，就是基于他提倡民族主义思想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而作出的界定。我们认为，这个界定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这是因为：
    第一，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但他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同这些国家的人民严格区分，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又同这些国家的正常交往区别开来，从而显示了他追求世界和平、社会大同和“天下为公”的理想，以及他广阔豁达的胸襟和远大的眼光。
    什么是帝国主义？孙中山说：帝国主义“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这种侵略别国的政策，“现在名为帝国主义”（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孙中山选集》，第656～657页。）。既然帝国主义是一种主义或一种政策，而且是一种侵略的世界主义和扩张的政策，它就不具有全民性，推行侵略政策的只是侵略国家的统治阶级。既然帝国主义是一种主义或政策，它是可以改变的，而改变的办法就是主张和平与正义的人联合起来反对那些主张侵略与战争的人，用孙中山的话就是用一种“和平的政策”去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又要反对资本主义呢？孙中山指出，因为现在列强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由政府作主，但实际上由资本主义从中把持。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政治经济压迫政策，使中国积弱积贫，不仅领土逐渐缩小，而且经济上的损失更加严重。孙中山与一般民族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他虽然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争取民族的独立，但他又反对盲目排外。早在1897年初，孙中山在与《伦敦被难记》俄文译者的谈话中，就明确声明：“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注：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 ）他一再向外国朝野人士强调：在中国真正“排外的人是官吏而不是群众”（注：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5页。）。既反对中国人的盲目排外，也反对将欧洲的物质文明“全盘照搬过来”，这种思维成为孙中山制订中国对外方针的出发点。正由于这样，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拯救中国的过程中，他一方面防止列强各国的干涉，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另一方面他又向文明世界的人民呼吁，要求他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中国以同情和支持。他在制订拯救国家和振兴中华计划的过程中，一方面鼓吹用民族主义去对抗西方列强的世界主义，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方针政策同效法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利用它们的人才资金结合在一起。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在看待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时，总是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去考虑，不盲目排外，也不主张闭关自守与列强国家相对抗，而是用一种理性民族主义去同东西方列强较量。这一切既表现了他的自信和理智，也表现了他有全局观念和世界意识。
    第二，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孙中山主张讲公理不讲强权，要用东方的王道主义去感化西方的霸道主义，逐渐缩小双方文化的差距，为人类和平共处寻找共同点。
    孙中山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要想世界和平，就应该用我们东方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我们以王道为基础，强调讲道德仁义，“是为打不平”。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和平解放的文化”。他还表示“我们中国人数有四万万，向来虽然爱和平，但是为生死的关头也当然是要奋斗的”。到那时只要亚洲民族联合起来，用亚洲固有的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那“一定是有胜无败的！”（注：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409页。）很明显孙中山虽然反对战争，但他也不怕战争，他只是想“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反对战争，以和平主义“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选集》，第691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要存在帝国主义政治，战争就不可避免，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既不可以长久从事战争，也不可以没有和平，更不可以没有正常的交往。孙中山说：“凡国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注：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 44页。）“国家之生存要素，为人民、土地、主权。故苟有害于此三者，可以抗之也。抗之不足，至于宣战，亦有其理由。然不能不审其损害之重轻，而向其重者谋之”（注：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44页。）。基于此考虑， 孙中山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世界大战。
    由于孙中山深受中国儒家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政治哲学已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界限。他深信，将来国际的冲突范围将不会从社会阶级之间垂直的和过渡的战争中出现，而是从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横向冲突中出现”。他认为，“中国一旦恢复了自主权，进入主要强国之列，将以恢复中国儒家传统外交政策为己任，即扶弱抑强”，并指出：“一个强大的中国，应该像过去那样，担负起把其他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任务。”（注：[德]金德曼：《孙中山学说的特征》，《孙中山思想与当代世界》，台北编译馆1996年版，第70页。）他一再强调：民族主义的真正精神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所以，孙中山认为“和平是政治的永恒目标，而战争仅仅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注：戴鸿超：《孙中山论战争与和平》， 《孙中山思想与当代世界》， 第204页。）。孙中山在临终前还告诫他的同志和国人要“和平、奋斗、 救中国”，可见他是和平主义战士，他的民族主义带有国际主义倾向。
    第三，只有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被侵略被压迫国家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平等的关系，才能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创造条件。
    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是正义国家的人民的普遍愿望，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强迫弱小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废除，民族主义就必然高涨，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孙中山指出：“盖自数十年来，中国与外国所结条约，皆陷于侵害中国主权及利益之厄境。此固由中国当局愚弱所致，亦由列强怀抱实行帝国主义，实使之然”（注：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对于中俄协定宣言》，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3页。），从而引起中国人民反抗， 但“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外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注：孙中山：《“九七”国耻纪念宣言》，《孙中山集外集》，第5 32页。）。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希望学生仍能继续坚持“爱国热忱，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收回国权（注：孙中山：《致上海陈汉明》，《中央党务月刊》第12期。）。1920年8月5日，孙中山在上海欢迎美国议员团时发表演说，又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是废除日本强迫签订的“二十一条”。1921年7月3日，孙中山复函廖仲恺、胡汉民，告诉他俩主持编写《外交政策》一书的目的，在于“求恢复我国以前之一切丧失土地和主权，和恢复人民自由平等”（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63页。）。这一切都说明，在1924 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注：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页。）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孙中山就在考虑他领导的南方政府的对外政策。他一方面主张向外国开放，但另一方面又坚持这种开放不能有损中国的主权。他指出：如果不“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注：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982页。）。 孙中山还指出：我们应该同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结成“联合战线，向压迫人的国家攻击，以实现国际革命之成功”（注：《广州庆祝十月革命盛况》，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4日。）。这表明孙中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又是同情被压迫民族的遭遇、关心他们的独立和解放的国际主义者。因此，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也不都是对立的，关键是在于人们如何正确地将两者结合起来。由此可见，主张建立“世界村”的人反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主张。
    综上所述，孙中山将其一生奉献给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他关于世界和平的思想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有其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