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中国而言，孙中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使中国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控制，振兴中华，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从反帝的角度去考虑，他需要恢复中华民族的意识。他认为，只要中国人民意识到国家、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自然会形成一种救国的信仰，形成一种强大的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力量。他说：“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予中国以对外求生存的力量。中国之生存愈感威胁，中国的民族意识将愈加强。”（注：[德]海法特（H·Herrfahrdt）著， 王家鸿译：《孙中山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7页。）如果从振兴中华的角度去考虑，他要对外开放，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和振兴科学的长处，为我所用。所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两面性。正因为这样，孙中山“终其一生都摆脱不开名流们对他的偏见”。由于“他生活在外国干涉中国的能力被认为是无限的时代”，所以他“试图通过请求外国的支持”来实现他的救国目的。然而，他倾向请求外国支持绝非权宜之计，因为“他真诚地相信，一个强大的现代化中国的建立，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他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使外国人也相信这一点”（注：[美]史扶邻（Z·Zchiffrin）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又要请求外国对他的谅解和支持，似乎是二律背反。其实，孙中山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他根据自身的地位和力量，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努力达到既能使他改革中国的革命能够成功，又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这就自然产生了孙中山具有双重意义的民族主义，既在口头上强调反帝，但又在行动上常常谋求与帝国主义妥协，其中混合了对列强的羡慕和追求，又包含着悲愤和怨恨。一开始，孙中山在革命与反帝问题上就面临两难的选择。所以，“当时，孙中山有两副面孔：软弱的追求者和自负的操纵者。追求者不得不谋求妥协；操纵者则相信他可以使妥协转过来对他有利”（注：[美]史扶邻（Z ·Zchiffrin）著，丘权政、 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标志着由中国爱国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政治团体的形成，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民族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因为孙中山成为当时中国反清反帝政治斗争的统帅，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自然成为指导中国民族斗争的基本原则。关于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他自己有各种说法。在《〈民报〉发刊词》中，他作了这样的陈述：“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注：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很明显，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是借助欧洲的经验，实现中国的独立，结束“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困境。然而，由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制订，经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在新加坡增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所制定的对外宣言则宣布“中华国民军奉命驱除异族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福祉”（注：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0页。）。孙中山又强调：“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注：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页。）显然，这是他就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而言，但也可以视为是孙中山为解决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我这样说不是猜想，而是有事实作为依据。正如人们所知，孙中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取得外国的理解和同情方能成功，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革命的道理，其次又要同世界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所以革命与反帝、反帝与同友邦各国“益敦睦谊”表面看来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为什么？因为1911年7月16日， 孙中山在复日本东亚同文会成员宗方小太郎函时，有过这样的陈述：“近日支那革命风潮飞腾千丈，大非昔年之比，实堪告慰于表同情者。而弟所交游者以贵国人（指日本人）为多，则日本人之对于支那之革命事业必较他国人为更关切，为吾人喜慰者必更深也。他日唇齿之交，将甚于是。”并表示“深望结合所识名士，发起提倡日本、支那人民之联络，启导贵国之舆论，游说贵国之政府，使表同情于支那革命事业，俾支那能复立于世界之上，与列国平等，则吾党受日本之赐多矣，汉族子孙百代必永志大德不忘也”（注：孙中山：《复宗方小太郎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4页。）。在晚年他又强调“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所以，求之于外国的同情与支持是反帝的需要，也是弱者反对强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为此，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将“驱除异族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福祉”结合起来，正说明孙中山的革命具有世界的意义，也说明他之所以要从事革命事业，不仅仅是为了拯救中国，也是为了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尽管孙中山的对外政策过去和现在都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与指责，认为他对列强国家过于讲信义、讲和平，没有采取尖锐的斗争政策，但是孙中山对他的主张却坚定不移，且表现为固执己见。因为他认识到，世界的不同民族和国家，不能也不要时时事事都搞对抗，那怕是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侵略被压迫国家也不能没有对话和交流，如果只有对抗只能加剧对立，造成巨大的民族仇视。民族的对抗和仇视是民族战争的外在原因。所以，孙中山认为，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尊重对方，其次要相互理解和信任，只有这样才能排除“仇外心理”，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战争，维护和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使“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616页、620页。）。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益敦睦谊”，改为“益增睦谊”，除了维护原来的提法外，也有增进与友邦国家友谊的含义。1月5日孙中山又发表对外宣言书，公布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除宣布对过去中国清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维持不变外，还强调“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616 页、620页。）。这样做毫无疑义是一种妥协的表示， 是孙中山基于“惊动外国人是没有好处”的考虑而做出的抉择。这个抉择的对错很难说，但孙中山坚信“外国人的支持，抑或至少持中立态度”，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一旦帝国主义列强给予支持使中国能够富强起来，“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中国，不仅能威慑潜在的侵略者，还可消除侵略的祸根”，维护世界和平（注：[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上述孙中山的对外政策虽然带有妥协性质，然而，在1911～1912年有那些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时列强正在纠合起来阴谋瓜分中国，而中国自身又没有充足的力量与帝国主义势力抗衡，避免列强干涉中国革命和内部事务便是不可避免要采取的策略。在《对外宣言》中，孙中山也宣布“外人有助于清政府以妨害民国军政府者，概以敌视”论处，表明孙中山对反清与反帝两者关系早有认识。但因为清政府屡求外人支持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故孙中山采用先反清后反帝的策略。 1911 ～1912年间，孙中山在国外曾提及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但他完全是希望用一种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这个时期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但他也认识到，外国人并不都是帝国主义分子。他曾经说过，许多欧洲人都赞赏中国人和古代中国的文明，而喜爱中国文化的日本人也懂得“保全支那即自保也”。因此，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文章中继而强调：欲筹东亚治安之策，“惟有听之支那国民，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注：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4页。）。可见，孙中山非常自信，他一直认为只要中国一旦革命成功，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使中国统一和强盛起来，便能够取消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一切不体面的让步，中国定能获得大国的地位。由此看来，孙中山不允许中国永远受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束缚，但他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出发去考虑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他对于建立和平的国际新秩序的许多看法，说明他善于把握机遇，主动地反映人类多数人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并善于运用各种政策和策略去化解矛盾。他这样做，既伸张了正义，又照顾到了现实。这一切均显示出孙中山作为“一位世界政治家的远见”（注：[美]史扶邻：《孙中山的国际主义倾向》，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3辑，1985年版，第137～142页。）。所以， 说孙中山曾对帝国主义妥协过是对的，但指责他不反帝是不对的。他前期反帝虽不太尖锐，但他对帝国主义支持军阀造乱中华，则采取非常强硬的批评态度。可见，孙中山是一位理性民族主义者，他坚持只要帝国主义不取消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斗争；但只要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旦废除，中国就恢复同世界的正常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会随之消除，甚至允许外国同中国重新签订互惠互利的政治、经济、文化协约，共同为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大同理想而奋斗。只要国与国之间能够遵循“益增睦谊”原则去处理各种关系，也就不再存在压迫与歧视，因此和平就有保证。这样，全世界所有民族都集中精力去发展社会经济，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人类社会便会出现和平共处、共同进步的大环境，人类便会为世界文明发展创造新的辉煌。
    孙中山增进与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增加共识，发展友邦睦谊，不搞对抗的思想和主张，虽然未能避免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干预，未能消除列强对中国的威胁，但他的和平愿望和艰苦努力则显示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崇高品格和从容大度的风格。孙中山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他讲妥协，讲道德，讲信义，又坚持国格与人格相统一；他讲原则，也讲斗争策略，不失理智。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他能做到这些，的确非常难得。他的思想和人格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时刻都在启迪人们去思考和寻索世界和平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