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展望下一个世纪，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仍然是和平问题、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当今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但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各自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各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证。这是近代中国三位世纪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经常强调并一贯坚持的思想。过去，在国际上有人煽动“黄祸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对世界是一种威胁；现在，世界上也仍然有人在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威胁，因而围堵中国，并借助所谓人权问题反对中国。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意制造麻烦外，大多数有此看法的人则属于误解。孙中山在20世纪初年发表过一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文章，对于那些担心中国“若行新法，革旧弊，发奋为雄，势必至凌白种而臣欧洲，则铁木真、汉拿比之祸，必复见于异日”的观点提出批评。他指出：那完全是一种借“维持文明之福，防塞黄毒之祸，宜分割支那，隶之为列强殖民之地”的理论。他强调：鼓吹这种理论的人不懂得中国的历史，连中国“为地球上最老之文明国”的史实都不了解。他说：中国的“文明道德”不仅胜于人，“且其人民为地球上最和平之种族，当最强盛之时亦鲜有穷兵黩武、逞威力以服人者，其附近小邦多感文德而向化。今虽积弱不振，难以自保，然皆清廷失措有以致之，其汉民之勤忍和平亘古如斯，未尝失德也”。如要“世界和平、维持人道、奖进文明者，不可不保全此老大帝国”。并强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仅对西人无害反而有益。如果列强联合起来分割中国，“不独有伤天和，实大拂乎支那人之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到那时，“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注：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 21 9、223页。 ）。 在1904 年8 月31 日孙中山用英文撰写的论文“The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 An Appeal to the PeopleofUnited States ”（中文译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中，对于当时在西方流行诋毁中国的言论，他作了解析：那种认为“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与丰厚的资源，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的观点，是一种假设，它不可能成为事实，因为这种看法跟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相违背。至于“如果外国帮助中国人民提高和开明起来，则这些国家将由此而自食恶果”的论调，孙中山指出这无非是在诱说其他各国遵循一种“尽其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的政策。孙中山指出：上述言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所谓‘黄祸’论。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然而一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从任何观点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问题除了道德的原因外，即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还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且政治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孙中山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发展不仅不会对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威胁，而且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注：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 1卷，第253页。）
    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有鉴于此，孙中山非常重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甫完之际，孙中山就开始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问题，“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只是由于各国人民久苦战争，无法帮助中国，但孙中山坚信“将来各国欲恢复其战前经济之原状，尤非发展中国之富源，以补救各国之穷困不可也”。“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自序》，《孙中山选集》，第212页。）。所以，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可见，孙中山不是孤立地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去审视社会的发展问题，他是从世界看中国，又从中国看世界，尽量使中国的实业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趋势相吻合，使中国与外国在发展经济时相得益彰。为了使中国和世界明达之士了解他的建设主张，1919年8月1日，孙中山命胡汉民与戴季陶、廖仲恺、朱执信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作为宣传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的思想和主张，以及作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舆论阵地。孙中山为《建设》杂志撰写了《发刊词》，说明创办本刊的宗旨为“以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为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务。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注：孙中山：《〈建设〉发刊词》，《建设》杂志，第1卷第1号。）。《建设》杂志连载孙中山《实业计划》中译稿与《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等，正如傅斯年所指出：实给当时的文化运动以绝大的政治动向，他提倡中国近代化“之功绩是后来中国人所万不当忘的”（注：参见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375页。）。
    正当全世界各国都在制定下一个世纪的发展规划时，我们温习孙中山的许多主张，这对于思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必将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