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地名读音方面，他详细注明了“徐州”、“东昬”的读音。《史记·鲁世家》：“顷公十年，楚伐我，取徐州。”《日知录》卷三十一“徐州”条原注：“《索隐》曰：徐音舒，徐州齐邑薛县是也，非九州之徐”，并且说：“《说文》：‘余阝，邾之下邑，在鲁东’。又《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徐与余阝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徐州之‘徐’者，误。《齐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汉陈留郡有东昬县(治今河南兰考县北)，而山阳郡有东缗县(治今山东金乡县)，“昬”、“缗”二字形近易混，《日知录》卷三十一“东昬”条特别注明：“属陈留者，音昬；属山阳者，音旻。”并且指出：“《水经注》引《王诲碑辞》曰：‘使河堤谒者山阳东昬司马登’，是以‘缗’为‘昬’，误矣。”(13)
    (3)异地同名方面，他也有创见。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古代曾经有不少异地同名现象，《日知录》卷四“地名”条指出：先秦时有两个鄢陵、两个棫林、两个重丘、两个姑篾、两个州国、三个丘舆、五个盂，卷三十一“石门”条指出营州、蓟州各有一石门，“瑕”条指出仅晋国即有两处地方名“瑕”，“楚丘”条指出有两个“楚丘”，而“昌黎”条指出昌黎多至五处。对于如何区分异地同名，《日知录》卷二十“史书郡县同名”条总结了一条规律：“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今顺天府保定县称小保定，宁国府太平县称小太平。后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4)方位地名方面，《日知录》卷三十一考证了许多方位地名、特别是省名的来历，如陕西、山东、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陕州有陕陌，以东称陕东，以西称陕西，“陕西”条谓史书所载陕西“皆谓今陕州之西，后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之陕西”。古人的“山东”是什么概念？“山东河内”条云：“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而非今之但以齐鲁为山东也。”以上二省均在北方，南方各省也多系方位地名。“江西广东广西”条云：“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全司之地并在江南，不得言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谬矣。”该条又云“今之广东、广西亦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献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后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广南东路，其十八曰广南西路’。”四川省今已析为四川省、重庆直辖市两个省级政区，四川盆地分属不同的大政区早有先例，顾氏指出：“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14)
    (5)具体地名定位方面，顾氏考证了向、韩城、四海、九州、南武城、夏谦泽、绵上、箕、唐等古地名的含义和位置。例如《春秋》隐公二年“莒人入相”，杜预注：“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宣公四年“公伐莒、取向”，杜预注：“向，莒邑，东海氶县东南有向城。”《日知录》卷三十一“向”条写道：“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杜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后并于莒，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氶县今在峄。”(15)顾氏先辨“向”之名，然后考“向”之实，考证了“向”地名的来龙去脉。又如夏谦泽，见于《晋书·载记》及《通鉴》卷一○九，《日知录》卷三十一“夏谦泽”条云：“胡三省《通鉴》注：‘夏谦泽在蓟北二百余里’。恐非。按《水经注》：‘鲍丘水东南流，迳潞城南，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16)，旧有驿，鲍丘水迳其下，而泃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其东弥望者皆陂泽，与《水经注》正合”。在这里，地名方位的考证还结合了顾氏在京东实地考察的体会。再如绵上、箕、唐的位置，传统认为分别在山西介休、阳邑、晋阳，《日知录》卷三十一“晋国”、“绵上”、“箕”、“唐”诸条从晋国疆域逐渐扩展而作出论证，“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认为绵上、箕“必在近国都之地(17)”、“必其近国之地也”，“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18)”。这些合乎逻辑的推理，不失为一家之言。
    (6)地名辨误方面，顾氏对史籍记载地名讹误的辨证不遗余力，花费了大量精力。《日知录》卷三十一既力辨《史记·公孙弘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之误，又告诫《汉书》“邹平台”二县易发生句读错误，还指正了《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他认为，汉时薛县既不属齐国，也不属菑川国，菑川故地在临淄之东，而薛县故城实在滕县南40余里处。“邹平台二县”条写道：“《汉书》济南郡之县十四，一曰东平陵，二曰邹平，三曰台，四曰梁邹……后人读《汉书》，误从‘邹’字绝句，因以邹为一县，平台为一县。《齐乘》遂谓‘汉济南郡有邹县，后汉改为邹平’，又以台、平台为二县，此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也”。顾氏中年时旅居山东十一年，所以对齐鲁地形了如指掌，他说：齐地东环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或作盛)二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正义》：“荣成山即成山也”，顾氏论证道：“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19)
    另外，《日知录》所附《谲觚十事》，顾炎武尝考辨孟尝君封邑、太公封营丘、“潍水”用字、孔子吴门、齐景公墓、临朐逢山、劳山、泰山无字碑、以丈人为泰山等十事，多为关于山东的地理考据，亦颇有学术价值。
    以上简要概括了顾炎武《日知录》的舆地考据之成就。顾氏学问博大精深，于清人学风影响甚巨，在舆地学方面的模范作用也不例外，正如梁启超所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左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