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馆臣评价《明一统志》时所举六例舛误，均为顾炎武上述列举的：“其时纂修诸臣旣不出一手，舛错、抵牾、疎谬尤甚，如以唐临泃为汉县，辽无章宗而以为陵在三河，金宣宗葬大梁而以为陵在房山，以汉济北王兴居为东汉名宦，以箕子所封之朝鲜为在永平境内，俱乖互不合，极为顾炎武《日知录》所讥；至摘王安石《虔州学记》‘地最旷大。山长谷荒’之语，则并句读而不通矣”(42)。可见，顾炎武的学术影响之大。
    胡渭《禹贡锥指》指出《明一统志》之误颇多。例如《明一统志》卷二十二济南府《山川》记载：“漯河在章丘县东北七里，源出长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43)。胡渭指出：“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于章丘县北入小清河”(44)。又如，《明一统志》卷十三淮安府《山川》记载：“羽山在赣榆县西北八十里，即舜殛鲧处”(45)。胡渭详细考证了羽山位置，认为“此山在沂州之东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郯城之东北，实一山跨四州县之境也”，指出：“《明一统志》云在贛榆县西北八十里，则误矣”(46)。胡渭指正《明一统志》之误，至少还有三处(47)。
    关于南直隶如皋县的沿革，《明一统志》卷十二扬州府载：“本汉广陵郡地，晋分广陵五县置山阳郡时，已有如皋县，莫知为县之始。隋初省入宁海县，属江都郡；唐析海陵地置如皋镇，南唐复升镇为县，属泰州”(48)。阎若璩觉得“莫知为县之始”之语非常奇怪，虽然《晋书》记载不细，但《宋书》记载得明明白白：海陵太守“晋安帝分广陵立，《永初郡国》属徐州，领县六”。这六个县是：建陵，晋安帝立；临江，晋安帝立；如皋，晋安帝立；宁海，晋安帝立；蒲涛，晋安帝立；临泽，明帝泰豫元年立(49)；紧接着海陵后面的山阳郡，“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领县四，曰山阳、曰盐城、曰东城、曰左乡，无如皋属山阳之文”。因此，阎若璩写道：“沈约明云‘如皋，晋安帝立’，安得云‘莫知为县之始’”！进而阎若璩批评“天顺朝臣”，缺乏“披寻全史地志之理”。(50)
    北宋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元丰时，知州杨希元因其祖于淳化中为舒州知州，其父于天圣中为舒州通判，三代为官于此，故建“三至堂”。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舒州升为安庆府；端平三年(1236年)，府治迁往一百四十里开外的江边，那么三至堂就不再位于府治了。可是，《明一统志》仍曰：“三至堂在府治东”(51)。因此，《大清一统志》作者指出，《明一统志》错了(52)。又，广西灵山县北一百里的西灵山，一名丰子岭。《元和郡县志》有丰子岭、峰子岭的不同记载，《九域志》灵山县下作丰子岭，《舆地纪胜》记载峰子岭为县主山、又曰西灵山。据考，实为同一处山。《明一统志》卷八十二廉州府山川：“西灵山，在灵山县西百余里”；“峰子岭，在灵山县东北二十五里，县之主山也”(53)。《大清一统志》作者指出，《明一统志》误将一山分作两山(54)。
    正因为《明一统志》错误多多，成为清人纂修全国总志和地方志的鉴戒，以至于清代地方志书也时时纠正其失(55)，从反面来促进了地理考据的进步。
    受顾炎武影响，道光二十八年沧州叶圭绶所著《续山东考古录》之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分别是专门针对《大清一统志》初修本山东沿革、山东古迹的辨误，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56)。
    三 顾氏之失
    千虑一失，顾炎武也有不足之处，学者们已指正不少(57)，今另举两例。
    《日知录》卷八“属县”条云：“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他虽大，无过十县者。”今按：此说不尽然。据《旧唐书·地理志》，京兆府“天宝领县二十三”，河南府“天宝领县二十六”，河中府“天宝领县八”，太原府“天宝领县十三”，魏州“天宝领县十”，广州“天宝领县十三”，镇州“天宝领县九”，桂州只领十县。除太原府与广州外，各府州领县数均与顾氏异。并且，《旧唐书·地理志》豫、兖、相、沧四州下俱云“天宝领县十一”，定州实际领县也是11个，而幽州则领有12县，此六州所领均已超过10县之数，却为顾氏所脱(详见表1)。顾炎武仅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数字为据，故差失如此。
    又，《日知录》卷八“府”条叙唐代府制云：“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惟兴元以德宗行幸于此，其余皆建都之地也。”今按：这段叙述，有四处疏误：
    (1)京兆、河南二府始置于玄宗开元元年十二月庚寅(公元712年12月22日)，时距李渊建国已近百年，不得谓为“唐初”；并且，此二府与河中府、成都府同为玄宗所置而又分书，误置于武后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