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太原府始置于开元十一年，见于典籍记载(见表2)。
    可见，《通典》、《元和郡县志》、两《唐书·本纪》及《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均无异辞。顾氏以为太原府为武后所置是错的，其错误来源于误信《唐会要》卷六十八太原尹之记载：“长寿元年九月，置北都，改为太原府，都督为长史，以崔神庆为之”。此条《唐会要》为孤证，实际上武后时只置北都、未改太原府，且《旧唐书》卷七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九崔神庆本传未见太原尹之说。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接任崔神庆而主政太原者是韦安石，而《旧唐书》卷九十二韦安石本传则载其约于证圣元年前后“拜并州刺史”，并非太原尹，《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本传未及之，故《唐会要》此条记载不可信。
    (3)顾氏“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一语亦不甚确切。据《元和郡县志》卷二、《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卷三○载，天宝元年改岐州为扶风郡，至德元年改郡名为凤翔，至德二年年末十二月(或作乾元元年)改凤翔郡为凤翔府，《唐会要》卷六十八《凤翔府尹》条的记载最为完整：“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隋扶风郡为岐州；天宝元年正月，改为扶风郡，刺史为太守；至德元年七月，改为凤翔郡；二年十二月，改为凤翔府，称西京，李晔为尹；元年建卯月，改为西都；上元二年九月，停西都之号”。可见，岐州于天宝元年改名扶风郡，至德元年改名凤翔郡，至德二年十二月始改凤翔郡为凤翔府，非若顾氏所云直接改岐州为凤翔府也。
    (4)唐末，乾宁四年升华州为兴德府、天祐元年升陕州为兴唐府，均见于《旧唐书·本纪》、《新唐书·地理志》及《资治通鉴》著录，俱为皇帝出狩而置，顾氏失书。
    上文辨析了顾炎武“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之言有误，其实在《日知录》卷八《府》条内，“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也属语焉不详。唐代置河中府，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先是，玄宗开元初置，当年即罢；肃宗乾元三年复置，直至唐亡。关于前一次设置河中府的时间，顾炎武既没说清楚，学术界也一直没引起重视，对此笔者已有考证(58)。
    四 结语
    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要特征，地理考据蔚为大宗。本来，“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59)，然而意想不到竟然会发生上述那些并不高深的失误。由此想到，今天如何评价清儒考据的地理成就？愚以为，应该深入到他们熟稔的学术领域中去，一一检验其考证之是或非，从而得出可信的实在结论，以免浮在表面。清代地理学家群星璀璨，治沿革地理者除了顾炎武之外，还有顾祖禹、全祖望、阎若璩、高士奇、胡渭、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梁份、赵绍祖、吴卓信、徐松、张穆、何秋涛、沈垚、李兆洛、焦循、沈钦韩、汪士铎、阮惟和、施世杰、丁谦、杨守敬等，还有一些虽非专门、但也兼治沿革地理的学者如刘献廷、齐召南、王昶、江永、戴震、赵翼、洪颐煊、刘文淇、陈澧、李慈铭、俞正燮、曹廷杰等。与此同时，清代还有一批专门从事地理典籍辑佚、校勘、诠注的学者群，如王谟、孙星衍、张澍、陈运溶、黄奭、马国翰、缪荃孙、王锡祺等。因此，清代地理考据的研究，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学术界十分推崇顾炎武，研究顾氏论著丰富，年谱、传记、著作很多(60)，论文也不少(61)，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评价非常的高，鲜有指陈其谬误者(62)。笔者认为，顾炎武在地理考据方面的贡献在于开创风气，试图扭转明末“游根无谈”的习气，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主流。但不容否认的是，他对于具体地理考据不是很深入，有些地方还发生了错误，因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因此，他的示范意义大于实际成就。作为今人，评价既不可过于苛求，但也不可拔高。
    今年是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谨撰此文，以志纪念。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浙东学术篇”。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67《〈昌平山水记〉提要》。(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70《〈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68《〈历代帝王宅京记〉提要》。
    ⑤顾炎武著，于杰点校：《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1984年。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70《〈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