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代幕次的配给分合与尊卑秩序
    宋代日常政治运作和行礼仪式场合中文武百官幕次的具体分配办法以及分合状况时有变化。《石林燕语》记载：“殿庐幕次，三省官为一幕，枢密院为一幕，两省官为一幕，尚书省官为一幕，御史台为一幕。中司则独设椅子坐于隔门之内。惟翰林学士与知开封府同幕，盖旧制知府常以翰林学士兼故也。始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同一幕，赵中令末年，太祖恶其专，而枢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妇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21]此处的三省官也可能系指三司官，而中司即御史中丞的别称，本条所记很可能是常参情形。可见，重要的中央机构如枢密院、中书门下、御史台等都有自己机构的专属幕次，而知开封府与翰林学士共用一个幕次。进一步探求可知，先前枢密院、中书门下曾经共用同一个幕次，太祖鉴于赵普权位过重，且和枢密使李崇矩有姻亲关系，为避免二府形成政治上的联合力量而将它们拆为二幕，这符合宋太祖时期分化官僚机构事权避免权力集中的基本政策。同时，颇值得玩味的是，这恰好证明宋太祖注意到幕次空间可能给二府的联合造就一定便利条件，反过来说明幕次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宋会要辑稿》记载此事：“(开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诏中书门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后宜令宰相赵普与居正等轮知。先是，宰臣、枢密每候对长春殿，同止庐中。时帝闻赵普子承宗娶枢密使李崇矩女，因诏分为幕次。”[22]可见，幕次也是皇帝集权需要顾及之处，而纳入今天的研究视野以充实宋代政治史，也是理所应当的。
    东西二府分别幕次自太祖以后成为定制。张邦昌僭立期间，似乎出现过二府合用同一幕次的情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元年夏四月)庚午，元祐皇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邦昌以太宰退处资善堂。侍从官以上诣祥曦殿起居元祐皇后毕，邦昌服紫袍、金鱼、犀带独班归两府幕次。”[23]这里的两府幕次可能为枢密院与三省合用。另外，孝宗在位期间，似乎也采取过二府合一幕次之制。[24]
    常参时，大部分机构的幕次设于朝堂，只有两省官幕次位于中书门外。这种情况后来又有变动，《宋会要辑稿》记载：“两省官幕次旧在中书门外，近制就使权就朝堂门南上将军幕次。”[25]两省官与武官班中的上将军合用同一幕次。至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六月十七日，御史中丞温仲舒言：‘两省幕次不合在朝堂，乞依旧例移归中书。’从之。”[26]至此两省官幕次又移出朝堂，回到独用幕次时的情况。
    御史中丞作为御史台的长官，并不与御史台其他官员同处御史台幕次内，而是独自坐于隔门之内。在台参辞谢仪式上，御史中丞与三院御史亦不处同一幕次。熙宁三年(1070年)“十一月三日，御史台言：‘台参辞谢，臣僚自来于朝堂先赴三院御史幕次，又赴中丞幕次，得以体接老疾之人。今若只于御史厅一员对拜，不惟有失旧仪，兼恐不能公共参验。乞依旧例，朝堂拜揖，如遇放常朝，即于御史台。’从之。”[27]可见常朝时，如有官员需要就其辞任、就职等事参拜台官，便需先于朝堂内的御史台幕次参拜，再去御史中丞幕次参拜。这反映出三点：一是御史中丞的确不与御史台其他官员同处一个幕次内。二是与前揭《石林燕语》中的记载稍有不同。此处表明御史中丞仍有其专属幕次，而《石林燕语》所载只说御史中丞独设椅子坐于隔门之内，并未说是否是隔门内的幕次之内。照此处《宋会要辑稿》的材料来看，很可能御史中丞也是有其幕次的。三是幕次虽由幕布绞缚而成，但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不影响朝堂所具有的公共参验功能。
    此外，谏院曾经长期没有其专属幕次，直到庆历七年(1047年)才在御史建议下设置。该年“五月一日，御史知杂李兑奏：‘谏院旧无条制，不私私谒，及有带馆职臣僚并尚省差谏院者，其起居、横行，并只在百官幕次交杂。乞应但系谏院供职臣僚，今后一依台官例，除朝参、非公事不得乱出入及看谒。所有起居、衡行并诸处集会，乞于两省台官侧近别设幕次。其序班立，即自依本官本品。’从之。”[28]北宋前期，受使职差遣影响，谏院供职者多为本官为他官者差充，在朝参时曾长期依据其本官使用幕次而没有谏院自己的专属幕次。直到此时才设置了谏院幕次，采取使用幕次时谏院官员共处一幕，而出幕次立班时则按照官员各自本官品位分别立班的办法。元丰改制之前，有许多机构都由其他部门的官员临时差充，这种专门设置幕次的除谏院外还比较少见，谏院获得专属幕次，与庆历年间的政策重心和政局变动有密切关系。另外还可知，使职差遣制下虽然差遣意味着实际职责和事权，但在仪式上往往还是以本官为准，这对我们理解使职差遣制在国家政治、礼仪上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幕次的等级排序及空间位置，都可以表现出一定的尊卑次序。皇太子幕次与宰执幕次的序位高下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一般情况下，宗室、亲王序位在宰臣之下。就地理位置来说，宰执所处常在东，而宗室亲王所处常在西，以示对宰臣的尊崇。据《东宫备览》记载，北宋至道元年(995年)“皇太子上言：‘旧与越王元份等同朝于崇德门西幕次，入则同班起居。今蒙册命即移于崇德门东宰执幙次，与元份等别班起居。虽恩荣益增，忝冒伏望明恩俾从旧贯，庶因辨色之会，时接同气之欢，倦倦之诚，实在于此。’帝览奏谓宰相曰：‘皇太子孝悌之性出于自然，诚可嘉也。’乃诏仍旧。”[29]可见，未立为皇太子前，其幕次低于宰执，处于崇德门西侧，而宰执幕次位于崇德门东侧。建储之后，则与其他宗室皇子区别开来，转移到崇德门东侧的宰执幕次待班。皇子在立为皇太子后其幕次序位有所上升，但并未超越宰执。且此处记载，最后又由宰执幕次改回了之前的崇德门西幕次。这基本上符合宋代尊崇文官的政策。高宗绍兴年间，关于皇子(宋孝宗)使用幕次的问题也有过专门规定。“(绍兴)十二年三月二日，御史台、合门言：‘普安郡王出外第，合趁赴朝参及非次庆贺、拜表等。待漏合于皇城门外，待班合于殿门外，并在宗室正任幕次。其忌辰行香，合于百官之前先入。’从之。”[30]后来随着官爵的变化，其幕次也发生变化，“(绍兴)三十年三月四日，合门言：‘奉诏，皇子已除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建王。其人从待班幕次，令有司条具。今讨论亲王趁赴起居，其丽正、和宁门外待漏合子合在西廊，与宰职合子相对，在见今使相之上。如遇拜表、庆贺等，垂拱殿门外待班幕次合在宰执之次，垂拱殿门内侍班合子合在西廊，与宰执合子相对。’”[31]可见，就孝宗曾使用的幕次来说，由原来的宗室正任幕次转移到了宰执幕次，是其由普安郡王进封为建王、开府仪同三司后得到的相应提升，但丽正门、和宁门外和垂拱殿门内的待漏合子仍是与宰执相对，宰执处于较尊崇的东侧。因此，高宗时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仍然没有在幕次序位上超越宰执。宋孝宗后期，又就皇太子的垂拱殿待班幕次做出规定，“淳熙乙巳九月七日有旨皇太子垂拱殿幕次移在东廊。初，亲王序位宰相下，故殿幕宰执在东，亲王在西。既升储，仍不改。予为詹事时，东宫尝及此，予以告诸公，不能正也。”皇太子幕次移在东廊，开始与宰执平起平坐，然而事情的发展不止于此，几天后，“至十二日常朝，皇太子侍班幕次移在宰执之上。初宣谕时，梁相奏乞移皇太子于东廊而宰执过西廊。合门疑宰执过西，则使相却在东。予时为枢密使，谓不若只在东廊，但移皇太子在宰执上可也。合门云适商量亦如此，兼集英及后殿皆然，于是遂定。”[32]至此，皇太子幕次不但在东廊，而且序位于宰执之上，突破了之前的界限。这似乎与南宋以来政治专制的加强不无关系。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册命贵妃郑氏为皇后，其礼仪规定比较特殊：“文武百官、未升朝官由右掖门，宗室及诸司使副至殿直由东华门、左掖门，入赴朝堂内外幕次换朝服，未升朝官公服。”[33]此处既已说文武百官，则诸司使副当指内侍。可见，当时在文武百官、宗室以及内侍共同参与的仪式中，宗室作为皇帝宗族、内侍作为皇室私人，其序位要高于文武百官：因此，文武官及未升朝官走右掖门，而宗室及诸司使副走东华门和左掖门。《东京梦华录》记载正月十六日的节庆活动时也讲道：“两朵楼相对，左楼相对郓王以次彩棚幕次，右楼相对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34]同样是宗室亲王位于左，执政位于右。这或许与当时的特殊政局相关，如内侍势力的膨胀和徽宗皇权专制的加强。
    此外，幕次位序也能从一个侧面表现文武官之间的尊卑次序。文武官内，宋代所贯彻的崇文抑武政策使文官处左，武官处右。皇祐二年(1050年)明堂大礼，“文官设次左升龙门外，武官设次右升龙门外”，[35]即体现了这一尊卑关系。
    幕次位序有时也可体现出不同机构之间的高下关系。李宗谔在《论两省与台司非统摄》一文中提出八点两省与御史台不相统摄的理由，其中第七点为：“文武常参官幕次并在朝堂，惟两省官在中书门内。每遇殿起居及大朝会、燕集，并设次在御史中丞之上。盖地望亲近在宪司之右。”[36]这里李宗谔一语道破幕次排序意味着机构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亲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