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幕次空间及其政治意义
    幕次并非纯粹简单的附属设施，而是一层微妙的政治空间。因此，幕次空间有相当的私密性和保密要求。据史料记载，在一些仪式中，使用幕次的官员需要持有相应的敕号：(绍兴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礼部、太常寺言：“据修武郎程宗亮等八十五员状：‘各蒙吏部发遣前来太常寺，充捧、执笾、豆、簠、簋等官，系赴圆坛、太庙、景灵宫行事。缘各系是在部官，即无轿马，窃虑临时趁赴不前。欲乞备申朝廷下所属，权行各关借马一匹、兵士二人。’今契勘，伏乞朝廷指挥，于殿前司权行每员差借马一匹，鞍辔全，并控马兵士二人。及乞支破逐官每员到幕次敕号二道。”诏依。[37]发给每名进入幕次的官员两道敕号作为对号入位的凭由，意味着可能还需要届时两道敕号相印合才能使用幕次。敕号代表着权限，表明幕次这一设施在仪式场合上具有的严肃性和保密性。幕次虽是过渡性的中转空间，但官员出入也要对号入座，不能肆意妄为。
    一般情况下官员的随从和闲杂人等不许随意进入幕次，而一般官员也不可无故进入宰执幕次。《宋会要辑稿》记载宣和二年(1120年)八月十一日门下省制敕库房所拟规定为：“诸杂人入幕次，契勘自熙、丰年有约束指挥。不应入者，无故入门，许人告。今来宰执幕次自合除合祗应人外，诸杂人并不得入幕次。”此外，还进一步规定“官员就幕次取覆，契勘自熙宁年官员参辞谢呈敕告并本职公事，方许赴都堂。仍取禀指挥相见外，余并依于尚书省投状。今来官员自不合入宰执幕次及下马步行处接便唱喏，并待漏院及合子内出头呈纳文字。欲已上并依元丰旧制。如违，徒二年。因而听采漏泄，依中书漏泄法”。[38]第一则记载意在限制杂人进入幕次，指出熙宁、元丰年间已经有限制杂人入幕次的规定。据文意，当时指挥内规定了杂人之应入者与不应入者，同时其指涉的幕次似乎并不限于宰执幕次。宣和二年的重申，更进一步指明宰执幕次与其他幕次相较限制更为严格，除了必须的祗应人外，其余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入内。第二则记载主要在于限制宰执以外的官员进入宰执幕次。其中将宣和年间的宰执幕次与熙宁年间的都堂相提并论，二者皆为宰执办公之处，幕次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两则规程由门下省制敕库房拟定，主要在于防止宰相机构的信息泄露出去。反过来可推想而知，宰执幕次内必然会产生高度机密的政治情报，才会引起这些严格的出入限制。因此，幕次虽不是常规的办公地点，但同样是政治决策产生地之一，其机密程度几乎可与都堂比肩。南宋初，也对官员随从进入幕次做出限制，“(绍兴)十三年二月三日，诏：‘三公、三少、亲王、使相趁赴常朝，许带直省官二人入殿门，至幕次止。’”[39]所带官员可以随入殿门，但不可进入幕次。这也说明，就政治上的重要性和保密性考虑，幕次要重于殿门。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还记载道：“(熙宁十年三月戊午)又诏：‘谏官遇起居、横行诸处集会，或有职事与台官通议，听于侧近幕次往还。’”[40]从这一则材料反推可知，在某些场合中，对部分官员来说幕次不但不能随意出入，甚至不可在其周围随意走动、过分靠近。可见，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幕次空间是需要特别保护的。
    幕次内人员之间的言行交流，对决策和政局走向产生影响，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丁未事：“大防曰：‘未审如何加恩礼？’谕曰：‘欲遣人押令受命供职。’众皆赞之。于是遣内东门使臣押焘、光庭赴合门受命，初至幕次，又遣御药院陈衍面谕二人，遂命入榭。”[41]同书载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事，引《旧录》：“移刻，都知刘友方、梁从政至幕次中宣谕云：‘皇帝有指挥事，召二府入对。’”[42]某些特殊情势下，幕次甚至作为草遗制的场所，如徽宗即位，“宰臣等称贺毕，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于内东门幕次草遗制进入。”[43]官员们可以在幕次中商议政事。李纲《梁溪集》记载：“臣拜辞登岸，因召内侍杨修、李俅等三人坐幕次，与再道前语。三人者皆宁德宫官也，以臣言为然。”[44]又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丁未事后的注文内有：“冯檝《临安录》云：‘……檝近前白丞相，有紧急事拜禀，丞相云，只今晚朝可来幕次说。檝随后到宰执幕次，有七人同坐。’”[45]所举几个例证，关乎宣谕、草制、奉迎、复辟等，都是重大事件。政治权威的贯彻施加和最初政治决策的产生，都在幕次这个特殊的空间内展开。
    有时，幕次俨然成为几方力量相互博弈的空间。《涑水记闻》记载这样一件事：保安军奏获李继迁母，太宗甚喜。是时寇准为枢密副使，吕端为宰相，上独召准与之谋。准退，自宰相幕次前过不入，端使人邀之曰：“向者主上召君何为？”准曰：“议边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分言于端乎？”准曰：“不然。”端曰：“若边鄙常事，枢密院之职，端不般与知。若军国大计，端备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准以获继迁母告，端曰：“君何以处之？”准曰：“准欲斩于保安军北门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为何如？”准曰：“陛下以为然，令准之密院行文书耳。”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者也。愿君少缓其事，文书勿亟下，端将覆奏之。”即召合门吏，使奏“宰相吕端请对”，上召入之。端见，具道准言，且曰：“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汉高祖曰：“愿遗我一杯羹。”夫举大事者，胡以固不顾其亲，况继迁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杀继迁之母，继迁可擒乎？若不然，徒树怨仇而坚其叛心耳。”上曰：“然则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谓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徕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抚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即用端策。[46]太宗本来回避宰相，只与枢密商议，寇准所谓“议边事耳”，本意也不愿与吕端商讨此事。在这种特定情形下，幕次成为了皇帝、枢密副使与宰相吕端三方博弈的空间，展现的是通过对信息的占有来争夺权柄。最终吕端占了上风，更改了皇帝的决策，同时势必使寇准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打了折扣。
    元祐八年十月末，距哲宗亲政不久，内廷降旨更换内供奉官，苏辙等人认为此举不妥，“奏曰：‘陛下方亲政，中外贤士大夫未曾进用，而推恩先于近习，外议深以为非。臣等浅陋，前日失不开陈，今已无及。陛下今后慎之而已。’至十日，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吴靖方先帝随龙，除从政内侍省都知，靖方带御器械。十一日，垂拱殿幕次，商量本欲伸前议，以非初政所宜。方进呈，未及开陈，微仲卷起文字曰：‘依已得圣旨。’众愕然而退。”[47]幕次充当官僚集议之地，是臣僚建议形成之处，成为与皇权博弈的一个阵地。仁宗后期开始商讨立皇嗣之事，韩琦、欧阳修支持仁宗立英宗为皇嗣，面对英宗的推辞，韩琦指出“若名分正则自辞不得”，于是仁宗决定于明堂直接宣布立皇嗣并积极取得枢密院的支持，“翌日，二府同进呈。幕次中，欧公曰：‘皇嗣莫大分明，不若只为皇子。’公以为然。”[48]可见，幕次也是宰臣之间取得一致、相互确认政务方针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