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对信息的占有往往关系到对权力和利益的占有，所以有时官员故意利用幕次的特殊空间阻断信息交流，成为官员间政治联合与对抗的武器。官员在幕次内耳语或于幕次之间隔幕私语，将政情信息垄断在自己圈子内，排斥政见不同的官员，可能对皇帝接收到的奏议和提议产生片面的影响。元祐二年吕陶就御史台反对皇帝罢张舜民事分析相关情况：“臣伏见近日以来，欲言一事，本台上下往往预先商议，定为一说，以至谏官结为一党，不顾事理是非，务以众力求胜公议，取必朝廷……缘臣是远方寒士，在朝孤立，自辨明朱光庭弹奏苏轼策题，后来尧俞、岩叟常怀恨怒，并不与臣论议。近日又为讲筵臣僚欲于别殿说书，臣独论奏，尧俞自此相见往往不交一谈。数人者，或在台中，或于幕次，多是嗫嚅耳语，臣皆不得预闻，臣亦不敢强去亲之。每询访得朝廷政事及民间利害，只是自度是非，或言或不言，往往与众不同，亦不可一一告人。”[49]可见，御史台的其他官员为了孤立吕陶，手段之一即在幕次中低声耳语，不容陶均获知众人商议之事。幕次内的行为助长了所谓谏官结为一党的现象，进而对朝政决策和人事任免产生不良影响。在与曾布讨论邢恕、林希争斗事件时，哲宗说：“路昌衡言恕常与京密语，他人莫得闻。虽不同一幕次，往往于隔幕私语，无得闻者。”[50]这种密语对促成官员之间的政治联合乃至形成初步的提议都有重大影响。可见，无论幕次内的交流渠道通与不通、意见相左或是一致，幕次空间都是政治情报和信息流通的一个微妙管道，也是各种力量结合或对抗的一片阵地。
    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幕次空间内的交流行为可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孝宗即位不久，朝廷有意收复北方故土。《宝庆四明志》为史浩立传，记载了当时的一件事：“一日，浩与浚对坐待漏院幕次，康伯以病告不至。浩谓浚曰：‘今日锐意欲用兵，岂非以祖宗大仇未复，必欲一举空朔庭以洗中外积年之愤。然而医人之国当观其时、审其势。方今上新即位，内政未立而遽动干戈，于边鄙则财用必竭，人心易摇。是徒慕复仇之名，初无其实也。莫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浚曰：‘此言良是，但浚老矣。’浩曰：‘晋灭吴，杜预之功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叔子立规模而元凯成其功也。相公若为后人立规模，使后人藉是以有成，则亦相公之功，何必身自为之。’及奏对，浚不复言边事。寻内引朝辞，乃立请于上曰：‘臣早间再与史浩议，其意已不可回，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上由是不由三省、枢密院，径以金书牌，自命诸将出兵。外廷莫之知也。”[51]史浩认为孝宗新即位之初不宜大举北伐，而张浚力主立刻出兵。幕次内的对话看似待漏时对朝政的闲谈，实际上依照张浚所言“早间再与史浩议，其意已不可回”，乃是当作两种意见之间的最后沟通。幕次内的言行，演变为后来张浚给孝宗最后通牒的依据，进而又促使孝宗做出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下令出兵的决策。不得不说，幕次空间比起衙门、殿堂看似微不足道，但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总之，幕次如果作为一种政治空间来理解，那么它在政治运作、政治秩序结构的构造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值得重视和挖掘，这对更加深刻地理解宋代政治很有帮助。
    注释：
    ①唐宋礼制研究较多关注《大唐开元礼》以来的国家礼典修撰以及礼典内的具体行礼活动。如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安志的《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建宏的《礼制背后的政治诉求解读--以北宋官方礼书制作为中心》(《船山学刊》2009年第1期)、陈峰、刘缙的《北宋讲武礼初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论著，较少关注政治机构日常的运作仪式和规程。宋代政治空间和日常运作方面的研究，往往关注正式的政治场合和都市空间，且着眼于时间、空间转换方面的整理和分析，如平田茂树的《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的《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以及平田茂树新著《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等成果，都较少关注幕次这类半正式的空间和具体的政仪。宋代政治文化史研究上，以往成果以研究宋代意识形态、统治策略、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为主，尤其是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占据了大多数，涉及宋代士大夫及其儒学思想与政治的关联和相互渗透。分析日常性政治意识、政治符号及其象征意义有过一些高水平的成果，如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和邓小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等成果，但分析宋代日常政治仪式的较少。
    原文参考文献：
    [1]［唐］陈子昂：《陈拾遗集》卷1《观荆玉篇》，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65册，第535页。
    [2]［后晋］刘响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2页。
    [3]［唐］李肇：《翰林志》，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300页。
    [4]［宋］王得臣：《麈史》卷上，《全宋笔记》第1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9页。
    [5][6]［唐］杜甫著、［宋］鲁訔编次、［宋］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0、237页。
    [7]［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11，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67页。
    [8][10][11][12][13][16][22][25][26][27][28][30][31][33][35][37][38][3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15之3、礼2之3－4、礼2之10、礼2之32、礼2之13、礼43之8－13、职官1之69、仪制4之1、仪制5之6－7、仪制5之17、职官3之53、仪制5之25、仪制5之27、礼53之7、礼24之4、礼1之22－23、职官1之37、仪制5之25，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9]《翰苑新书·后集》卷8，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4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31页。
    [14]［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武林掌故丛编，光绪九年丁氏嘉惠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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