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入典生息。由明至清，典当业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民间或寄资异地徽典生殖，如明末徽州汪氏将族会资金“安在海盐，众眼同生息”(12)。或择选本土典铺取利，如清代绩溪合邑捐银五千余两，拨发“城内六典银壹千捌百两，各乡四十八典银叁千捌百肆拾两”，给领生息以资助和奖掖县里子弟参加科举考试(13)。实际上，徽州本土乡族和亲眷之生息性投资，成为不少典商原始资本的重要来源。清道光年间《汪氏典业阄书》中载有，净存协和典实本足钱55247830文，其中亲友等存款共计4项，达15279973文，约占总资本的28％(14)。
    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带有众人所有性质的资产，一般规定经管者不许私自随意借贷，大多予以发典生息。如清代道光年间，徽州某氏祀会规定：“存会内各店屋租银，递年和润典经收，算账之日，兑出入匣。”(15)休宁松萝门吕氏亦规定：“清明积储银两递年生放、典当。”(16)因此，利用信用较高的典当行业以获取利息回报，在典商相对发达的徽州成为民间资金生殖的可靠途径。
    第四，委托运利。在徽州地方文献与文书中，有关“交付殷实之家运利”的记载颇为多见，这里的“殷实之家”多指实力相对雄厚的商人。如明代歙县阮弼经商芜湖，其族母即委资阮弼予以运利：
    族母私蓄数十缗，阴托长公(即阮弼)取息。有顷，族母亡，长公握子息钱，毕归其子(17)。
    又如，《新安大阜吕氏宗谱》载：
    清明积储银两，递年分与殷实忠直子孙立领营运。至次年约以清明日交众，如过日交兑者罚银一钱，过月者罚银一两，交清复照前收领营运(18)。
    再如，清道光年间徽州继善会规定：
    起会之日，只有银五十余两，系支丁昆和代领生息，于戊戌年将本利兑出(19)。
    可见，运利的主要体现是：向包括典商在内的不同行业商人提供资金，并借助商业经营确保以本获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委托运利的存在，促使大量民间资金转变为明清徽商的商业资本。
    综上所述，所谓民间资产生息(或称生放、生利、运利)系指利用借贷、合会、典当、融资中的货币流通关系，经营民间资产以取利的金融运行方式。途径不一，形式多样，运作灵活，这是传统民间金融活动的生动体现。
    二 生息经营
    在商品经济尤为活跃的明清徽州，利用借贷、合会、典当、融资中的货币流通关系，实现生息经营十分普遍。那么，这种生息经营是如何运作的呢?
    1.资本来源
    在徽州宗族社会中，带有互助性质的民间资产的来源多种多样，主要有：第一，产业收入和买卖所得资金。明万历年间，休宁县泰塘程氏，其祭祀“经费之所出则租谷豆及山租银若干，常储祭银。每银十两，周年生息一两五钱”(20)。又，歙县潭渡黄氏规定：“祀产租谷，定例本年头首二人，下年头首四人公收贮仓，至次年粜银归匣。”(21)再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徽州吴氏五大房出卖众存地产，所得银两“生利以供拜扫之用”(22)。大体说来，有形产业货币化是不少民间生息资本的重要来源。第二，进主银(23)。如《新安徐氏墓祠规》云：“进主立户之银，必先照会诸族，交清祀首。”(24)第三，登科银。如歙县呈坎罗氏文会规定：“凡登科入仕者，均须复银入匣。”(25)第四，添丁银。如绩溪黄氏宗族规定：“生子上丁，照例交丁粮于公匣，斯文收帐。”(26)第五，婚嫁礼银。如休宁孙氏规定：“支下嫁女当日，交兑公堂礼九七色银一两入匣。”(27)第六，罚银。罚银是传统徽州民间秩序维系的重要手段。在徽州宗族文书中，常常可见“罚银入匣公用”的记载(28)。第七，粜谷银。如歙县潭渡黄氏规定：“本祠粜卖租粒及一应银两，俱应凭众公同入匣封锁，寄贮殷实之家运利。”(29)第八，捐输银。如绩溪黄氏规定：“一切捐银不作别用，尽归公匣，置买祭产。”(30)又，清道光二年(1822年)，歙县盐商汪仁晟“捐银千两发典生息，为阖邑应试者卷烛费”(31)。再如，道光年间，祁门三四都六保谢、方、黄、陈、江、胡、叶氏等众姓共同签订合约，“各姓捐输共肆拾仟文整，生息以备不虞”(32)。第九，合众融资。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祁门二十二都红紫金氏因宗族事务需要，“虚心自愿，各出本银壹两，名曰‘乐义会’，众同生放，以防物事”(33)。乾隆四十年，金氏又为祭祀越国汪公神会，“族中心志略同者十七人，合议各出钱谷，编立首人，经管生放，以为祭祀之用”(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