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营主体
    徽州民间资产生息的经营主体亦多种多样，但主要为基层社会的一些组织性团体所为。
    第一，“公祀”。在聚族而居的徽州传统社会，祭神祀祖是宗族乃至地方社会统合并组织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小到个体家庭，大到房派之间，普遍存在从属不一、形式多样的祭祀性共同产业，构成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之重要组成部分。在徽州地方文献中，祭祀性产业经营管理的主体多称为“某某众祀”、“某某支祀”、“某某公祀”、“某某祀会”、“某某堂业”、“某某祠业”等，本文姑且统称为“公祀”。祀产生息是保障社会成员互助合作的重要手段。据《康熙四十五年程氏典商收支盘存总账》载：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和三十八年，收存“宇公祀会”的银两即分别达到“三百三十八两五钱三分八厘”和“二百二十三两零二分一厘”(35)。又如，《乾隆四十八年典业账簿》中涉及葆和堂、永堂、全璧堂、世宁堂存本，其中葆和堂存本即达110两，这里所谓的“堂”即系徽州具体家族的俗称(36)。一般而言，为确保族务的长效运作，名目繁多的公共开支往往多用息银而不动或少动本金。如徽州许氏曾将公祀本资银308两“归堨田义成公典生息”，并规定利用息银举行每年春秋之祭(37)。另外，祀神是传统徽州民间信仰的另一重要体现，这种地域性的祭祀活动亦大多由地方家族轮流承值，不少家族也是通过置产生息予以运作。如下例：
    立合文约人士诚、时彦等，窃思越国汪公乃六州福庇，合族之佑神。迭年祭祀，人民无不舒诚。若吾族向有会祀备办仪仗祭器，近因年深日久，觉不光彩。今族中多心志略同，欲有增光之意，共十七人，合议各出钱谷，编立首人，经管生放，以为祭祀之用……
    乾隆四十年八月十八日同会人：士诚(等17人)(38)
    一般来说，明清徽州存在的大量祭祀性产业，促使其实际联合和功能诉求的逻辑起点多为信仰需要。然而，随着组织化程度的加强，以公祀为主体，其发挥的互助功能日趋泛化，乃至扩大到特定人群之信仰、诉讼、教育、赋役、赈济以及地方公共建设、公益活动等方面。因此，诸如“某某众祀”、“某某支祀”、“某某公祀”、“某某祀会”、“某某堂业”、“某某祠业”等，虽具公祀之名，实乃乡族之间的实体性合作关系。以大量公祀为主体的资产，大多通过设置诸如“首人”、“值年”、“司年”、“管年”等专人或放债生息，或经营生殖，并予以设匣管理(39)。
    第二，各种会社。在明清徽州社会，民间具有“富庶则各醵钱立会”的传统(40)。先看以下两例：
    立兴祠合同文约大观 公秩下启愑等，今因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皇净坞标坟，公议将与祭祀一十四人胙食之资六钱正作本，轮流领本生利，周年硬充九七足银六钱，积聚以作后日置产立业之费，以兴祀胙，一轮周后，再行生效。自兴之后，各宜齐心协力，以为昌大之基。如有不愿充利者，永远不得入分。祖前立誓，如有用私苟且，侵蚀本利者，身后子孙不得昌盛，永灭绝嗣。久后本利洪大，产业丰厚，祖灵有感比应，一十四人之后裔自有显达，富贵绵远，永远和乐。是为序。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立齐心兴祠合同文约大观公秩下肇燃(等)(41)
    立申饬合同文约康大观祠秩下等，为严立规条以垂永久事。原我别祖封君大观公奕世忠义，孙枝繁衍，向有薄产，清明标祭。乾隆二十一年，有愑等十四位与公墓祭，因剩余资六钱，顿起孝思，祖前立誓，轮流生殖，加倍出息，以增祠产。于是秩下人人感动，齐惇孝思，各愿照式襄成义举。至三十五六年，人有百余股业，置百余金，增立孝义户名，分别供税……新兴孝义产业，挨列股份，另编首人，轮流经管……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念三日立申饬合同文约康大观祠
    拱五秩下绍宁(等)
    拱一秩下肇燃(等)①
    以上两份文书均为祁门康氏通过集资立会以祭祖的合同契约。康氏族人“各愿照式襄成义举”，通过立会置产，轮流管理，生息经营。这一建立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祀会，于乾隆三十五六年即形成“有百余股业，置百余金”的规模，并增立“孝义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