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蜀自古为华夏文明的西部渊薮。它“东南控接荆湖，西北襟连秦陇，阻山带江，密迩番蛮，素号天险，古称极边重地”[1](pp.2548-2549)。四川建省，肇始于元朝。无论宋、蒙战争，抑或元帝国的西部疆域控驭，四川行省的地位都举足轻重。本文重点就建立沿革、与行枢密院等关系、若干特征等，予以如下探讨。
    《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七》载：“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元代四川行省的建立，也有宽泛和严格的诠释区别。因蒙元以陕西为后方对川蜀南宋军队近半个世纪的攻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四川与陕西往往合为秦蜀行省或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而独立和稳定地设置四川行省，又限于至元二十三年以后八十余年间。为正本清源，我们还是先从秦蜀行省谈起吧。
    秦蜀行省正式设立于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八月，廉希宪为中书右丞，商挺为佥省，行省事[2](p67)，它的前身无疑是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首的陕西四川等路宣抚司。中统三年易名为陕西四川行中书省。此时的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尚属于临时处理军政的行省。
    至元元年八月，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较早进入半固定行省的行列，开始有了较稳定的辖区，设置时间较长，统辖节制权限明确。至元元年起，赛典赤首次以平章政事担任陕西四川行省长官十年，元廷明确命令“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还专门颁布了“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省条格”[3]。然而，陕西四川行省官员仍带中书省宰执衔，时而分为二(如至元八年十一月一度“置四川省于成都”[4](p.139))，时而合为一，时而改置行枢密院或安西王相府。在这个意义上，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陕西四川行省稳定性较差，往往处于不时变动之中。
    至元九年，忽必烈封嫡次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关中，设置王相府，其辖地和职权范围是：“教令之加，于陇于凉，于蜀于羌……其大如军旅之振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承制行之。自余商贾之征，农亩之赋，山泽之产，盐铁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用。”[5]在安西王忙哥剌受封六月后，陕西四川行省就被废罢[6](p149)。王相府取代该行省而获得“承制”治军、命官、司法、征税等广泛权力。直到至元十七年，亦即安西王忙哥剌死后第二年，陕西四川行省才重新恢复①。另，至元十六年先后出现“诏谕王相府及四川行中书省，四道宣慰司抚治播川、务川西南诸蛮夷”，以及“赐参知政事昝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县”[7]。表明至元十七年前四川行省或许短暂恢复。在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27年间，陕西四川行省竟然因安西王相府的替代而被废罢近八年，几乎接近这段时间的三分之一。
    因为攻略南宋的需要，元廷自中统四年开始设置四川行枢密院，治成都。在中统元年--至元十年和至元十七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陕西四川行省与四川行枢密院是同时并存的。元廷还注意协调陕西四川行省与四川行枢密院的关系。例如，至元初赛典赤·赡思丁担任陕西四川行省平章三年之际，忽必烈降诏“赏银五千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还一度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原行省、行院官赛典赤和也速带儿共同负责[8]。有关四川行枢密院，后面将详细考察。
    同样是为着对南宋用兵，这段时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治所迁徙不定。中统年间，治所在京兆路。至元二年闰五月，移于兴元(今汉中)。三年，又南徙利州(今广元)。这两次治所迁徙，显然是为着便于川蜀前线的军需转输供给。十七年川蜀战事结束后，治所迁回京兆路[9]。沿袭中统年间四川行枢密院专官负责军饷供应的先例，陕西四川行省的职司一度偏重于供应军需。如赛典赤·赡思丁虽曾经奉命分镇四川，偕万户郑鼎佯攻嘉定，但不久遵朝廷旨意“行省事于兴元，专给粮饷”；而在前线总兵的佥省也速带儿、郑鼎又改称“军前行尚书省”[10]。至元二十三年四川独立建省以后，治所起初设在成都。至元二十五年五月，一度迁于重庆，而在成都立宣慰司。两年后，由于“成都之民，苦于供给”，四川行省“复徙治成都”[11]。
    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陕西四川行中书省本身，还有两次改置行尚书省的变动[12]。一是指至元七年三月元廷依据阿合马的建议，一度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二是指至元八年九月“罢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以也速带儿行四川尚书省事于兴元，京兆等路直隶尚书省”。同年十一月，四川行省又移治成都[13]。前一次更改，只是名称改变，无实质意义。后一次改尚书省，则是牵涉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二，四川部分自为四川行尚书省，陕西直隶朝廷尚书省。这应该是中统元年建立陕西四川行省后首次较大的变更。谭其骧先生说，“四川境内独立行省始此”[14]。诚是。然而，此次更改仅维持四月余，至元九年正月，不仅重新恢复了行中书省的名称，而且“京兆复立行省”[15]。《世祖纪五》至元十年四月辛丑又载：“罢四川行省”，增立东川、西川两行枢密院[16]。表明至元九年正月大抵在四川行省之外又另立陕西行省，其后二省一并被安西王相府所替代。而至元十年二月朝廷“遣断事官麦肖勾校川陕行省钱谷”，或许是王相府接管其财赋的措施[17]。此后多数时间，安西王相府又是和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并存的，直到至元十五年四川行省复立和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废罢为止②。翌年六、七月，四川行省亦罢，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却一度复活。至元十七年十月恢复设置陕西四川行省③。另，《百官志七》有“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的说法。揆以《世祖纪八》至元十八年十二月辛亥“命西川行省给万家奴所部兵仗”和《世祖纪九》至元十九年九月壬申“命四川行省就遣亦奚不薛军前往招抚”蛮洞向世雄兄弟等史料[18]，以及迄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四川行省或西川行省招讨、统辖蛮夷等活动依然见于史书记载④，此说可以成立。《汪世显·汪惟正附传》“(至元)十七年，迁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赐玉带。以省治在长安，去蜀远，乃命惟正分省于蜀……二十二年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亦可证上述“分省四川”，是比较准确的说法，“四川行省”则是用后来的正式名称去称呼此“分省”军政实体。而至元二十二年七月汪惟正朝见忽必烈并被任命为陕西行省左丞[19]，也意味着四川由分省独立置行省已成定局。
    据《元史》《世祖纪九》和《百官志七》，至元二十年三月陕西四川行省曾短暂废罢。而至元二十二年“西川行省”、“陕西行省”或“陕西四川行省”等又不断见于史书，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论，至元二十二年陕西四川行省一度恢复建置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