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宣慰司问题。
    四川行省境内的宣慰司设置，大致分为至元十五年东、西川行枢密院废罢后四道宣慰司并立，至元二十年四川南道宣慰司独存以及个别蛮夷土官宣慰司等情况。
    至元十六年正月，元廷在省罢东、西川行枢密院的同时，分川蜀为四道，以成都等路为四川西道，广元等路为四川北道，重庆等路为四川南道，顺庆等路为四川东道，并立四道宣慰司。《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九月癸未的记载是“其成都、潼川、重庆、利州四处皆设宣慰司”[35]。其中，广元与利州为同地异名；潼川府在战乱中荒废，顺庆府则因元征南都元帅府和东川统军司所在，取代宋潼川府路成为东川的政治军事中心；重庆亦有取代宋夔州路及与其变异统属关系的问题。所以，成都、广元、重庆、顺庆四道宣慰司，大体是模仿变通宋代成都、潼川、夔州、利州四路建置，而升格为四道宣慰司。也速带儿、也罕的斤、刘恩曾任四川西道宣慰使；刘伯林孙刘纬先任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后升宣慰使；秃满答儿占领重庆后迁四川东道宣慰使；完颜石柱至元十六年“授四川东道宣慰使，十七年，改镇国将军，四川西道宣慰使，总管随路八都万户”。刘思敬至元十六年“改四川北道宣慰使”。杨文安入觐，擢四川南道宣慰使。李忽兰吉于至元十五年末“赐虎符，授四川北道宣慰使”，“二十年，改四川南道宣慰使”。雷祯被辟为四川西道宣慰司奏差；王舟则充四川南道宣慰司掾⑩。至元十九年十月，元廷“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命令四川行省商议精简所属官府。翌年二月，四川东、西、北三道宣慰司皆被省并，唯留设于重庆的四川南道宣慰司[36]。四道宣慰司分治川蜀的完结，诚然主要是蜀地久罹战乱而民少官多所致，但也与至元十八年后四川行省的独立设置逐步稳定有关。而后，四川行省多数时间采取行省统辖全境，四川南道宣慰司作为其属下分治机构设于重庆的体制。稍有例外的是，至元二十五年和大德二年由于行省治所迁于重庆等原因，四川南道宣慰司曾两次暂时徙置成都[37]。而在前述大德三年-七年四川省暂时并入陕西行省期间，也曾以宣慰司代治蜀地[38]。还有部分宣慰使(如也速带儿、完颜石柱、秃满答儿等)后来转任四川行省官员的。某些宣慰司撤销后，四川行省还负责派遣军官赴京师中书省交纳印信[39]。
    另外，元廷还曾设叙州宣慰司等管辖马湖路、上下罗计长官司等蛮夷之地，成宗大德七年才改为叙南等处诸部蛮夷宣抚司[40]。由于征讨降附等复杂情况，《元史·地理志》中归属于湖广行省的八番罗甸宣慰司和归属于云南行省的乌撒乌蒙宣慰司等，也曾暂时隶属于四川行省[41]。
    与其他行省比较，元代四川行省具有如下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设置早，前期与陕西行省的分离合并等变化频繁。
    如前所述，陕西四川行省创立于中统元年，在十行省中设置最早，而且也是较早进入半固定状态的行省之一。然而，迄至元二十三年以前，四川行省与陕西行省一直处于分离合并等变化之中。无论是辖区、治所、官员设置及名称，都是如此。四川行枢密院或东、西川行枢密院(包括其前身东、西川统军司)，也常常与陕西四川行省同时存在。这种建置上的复杂情况，又是与元朝对四川宋军将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军事攻略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川蜀是蒙元进攻南宋持续时间最长和遭到抵抗最顽强地区。在至元十六年川蜀战事结束以前，元朝对四川的实际控制，始终不完整，多是控制以成都和顺庆(青居山)为重点的半个四川。又兼驻戍四川的元军，在军需粮草和奥鲁老营兵员补充等方面长期依赖陕西。这就造成迄元朝前期川、陕两地前线与后方的配合依存联系，随之而来的就是四川行省与陕西行省多数时间的合而为一，少数时间的一分为二。川蜀战事结束，特别是至元二十三年元朝在四川的统治体系基本就绪及军民屯田逐步发展以后，上述依存联系多半不复存在，四川行省的独立建置，才算稳定下来。
    第二，战争破坏严重，户口数稀少，财赋税收数量(除盐课外)较低。
    就经受的战争破坏而言，四川行省在元十行省中也是最为严重的。宋末吴昌裔说：“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元末，祖籍四川的虞集亦云“会国朝以金始亡……连兵入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42]战争破坏的直接后果就是，百姓死伤逃亡，户口数量急剧减少，经济残破，官方税源枯竭，税收下降。四川行省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如前述，至元十九年四川行省户口数仅12万户，而后也未见大的增加。此数字仅相当于南宋宁宗川陕四路259万余户[43]的1/21。而税粮、商税、酒醋课等收入也相当少，或稍多于甘肃、辽阳、岭北行省，或居十行省之末。这比起汉魏唐宋以来四川“天府之土”[44]的富庶情况，确实是较大的倒退。
    第三，驻屯军队数量多，万户等军府多，军事色彩较重，后期或有世袭军将把持行省。
    同样由于对南宋的长期战争，元代四川行省境内驻戍的军队不仅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及新附军名色齐全，而且数量甚多。见于《元史·兵志三·屯田》的就有保宁万户府、叙州等处万户府(亦即叙州万户府)、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亦即五路万户府)、夔路万户府、成都等处万户府、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广安等处万户府、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随路八都万户府、旧附等军万户府、炮手万户府、嘉定万户府、顺庆等处万户府等十三个万户府。如果再加上西川纽璘部探马赤军和青居山蒙古军万户，四川行省境内的诸色军队万户数可以达到15个左右。以每个万户府3000-5000兵卒计算，估计元代四川行省境内驻戍的军队人数，能够保持在45000人-75000人。尤其是与全省12万民户中的男丁数量相比较，可以接近1∶3，军与民比例严重失调。与此相应，四川行省境内的军府，也能达到万户府15个左右，另有一个治所起先置于川蜀的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而四川行省所属的三品以上路总管府及宣慰司，则仅有成都、嘉定府、庆元、顺庆等10个。在这个意义上，四川行省在十行省中军事色彩是比较浓重的。虞集说：“囊加歹者，自其祖纽璘以兵定四川而守之，世镇其土。至是命为四川、云南平章，熟边徼，擅征伐，将肆意于西陲。”“蜀世将囊加歹，进长蜀省，负气使酒，陵铄官府，人积不堪。”[45]元制，路府州县管民官等汉地式官府一律实行官吏定期迁转，但万户、千户等军官职务却沿用蒙古草原旧俗得以世袭罔替。据此，蒙古珊竹带氏太答儿、纽璘、也速带儿、八剌、囊加歹、拜延祖孙四代父子相传，兄弟袭位，掌管西川纽璘部探马赤军长达76年。太答儿、纽璘、也速带儿祖孙三人先后任都元帅，也速带儿弟八剌、长子囊加歹袭为蒙古军万户，也速带儿等担任四川蒙古军都万户(都元帅)。又兼，也速带儿历任四川行省佥省、右丞、平章，同知四川行枢密院事，囊加歹、拜延兄弟，亦官至四川行省平章和四川行省左丞[45]。足见，虞集笔下“蜀世将”“世镇其土”“进长蜀省”等措辞，相当贴切史实。就是说，在元后期泰定-文宗朝，确实出现了一段囊加歹、拜延兄弟借世袭掌管蒙古军万户及都万户军队，进而把持四川行省的情况。天历元年囊加歹反叛文宗政权，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而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