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次战略性的大转变：由国内土地革命战争转到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日战争打下了基础。
    经历了十年内战以后，要实现这样的大转变谈何容易。在十年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的创痛和仇恨是很难淡忘的。国民党对抗日的态度一时又令人难以捉摸，并且在很长时间内依然一心想消灭共产党。这样两个党要实现和解和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不经过一段艰难而曲折的旅程。
    看起来似乎难以想像的事情，最后终于变成事实。对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作过细致的论述。（注：有关抗战前后国共关系研究的著作可参考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本文想着重从中共中央高层决策过程的视角，作一点探讨。
    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如果要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应该从更早说起。为了节省篇幅，本文选择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作为考察的起点。
    为什么选择1935年最后几个月作为考察的起点？那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要把华北纳入它的直接控制之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沉痛呼声便是在这时喊出来的；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刺激下，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救亡浪潮蓬勃兴起，民众广泛觉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人们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由于自身统治遭受严重威胁，开始酝酿改变对日政策；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不久，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已经发表。这些构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离开这个大背景，什么问题都无法说清楚。
    本文准备着重考察的是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演变，自然不能不先来看一看中共中央当时的具体处境。
    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一直遭受着处于优势地位的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多次从千钧一发的险境中冲出来。它所面对的首先是自身的生存问题，如果不能生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时，它同外界的联系又几乎全被切断，能够得到的国内外信息很少。在这种状况下，中共中央没有可能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刻提到重要的实际工作日程上来。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曾先后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确定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但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局势陡然发生逆转。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被迫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组成陕甘支队，人数只有不多的几千人，先行北上。下一步到哪里去才能站定脚跟，一时并没有把握。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南部的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他说：“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变更，因一、四方面军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所以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51、152页。）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会上也说：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较少可能。“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注：《张闻天文集》（1），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565、566页。）
    俄界会议这个决定很值得注意。变更原定在川陕甘创造根据的战略方针，准备“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当然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可以看出当时情势是多么险恶。
    但出乎意外，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乘虚抢占天险腊子口，突入甘南开阔地带。18日，红军到达宕昌县。在这里，收集到一批天津《大公报》和《山西日报》等，得知在陕北已有徐海东、刘志丹等很有战斗力的红军和大片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不曾遇到过的。事情需要作新的考虑。27日，陕甘支队继续前进到通渭县榜罗镇。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常委会议，改变俄界会议的决定，把落脚点确定在陕北。毛泽东在二十多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榜罗镇的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改变了，因为那里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点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