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时，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是，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十年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这个总方针，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人们的思想总容易有惯性。因此，新形势下，在处理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如何对待土地革命这两个问题上实行大的转变格外慎重，是可以理解的。
    晋西会议的接着两次会，是讨论目前战略方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方针应该是：“以发展求巩固，反对巩固的向前发展。”“现在应进攻，围剿来时则防御，围剿打破则应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5日。）他批评李德，因为李德不久前写了一个《意见书》，里面说：“转到战略的进攻，我们还非常之弱。我们的转入进攻是过早的，且在将来行动区域中的政治准备不充分，应当注意这两点。”《意见书》还提出：“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迎外蒙的条文”，他担心的是“（苏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注：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讨论中，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周恩来说：“发展问题：迅速直接作战之下规定计划，以华北为抗日战场，现在进行山西第一时期的计划。以后计划看形势来定，现在是进行山西作战。”他也批评李德《意见书》：“其整个估计，右倾出发。过去错误根源的未认识，及对红军此次行动政治任务与军事上进攻不认识，是保守主义。这不但是单纯防御，而且丧失进攻机会，引到失败，必须批评之。”（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6日。）
    晋西会议最后一天，讨论外交（统一战线）问题，仍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对情况的估计，第一条就是“国民党破裂”：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大革命失败时起的反动路线，现在与将来暂不改变”（说“暂不改变”，多少留了余地）；民族革命派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是“昨天的民族反革命，而由于日本之压迫与民众的压迫，开始变成民族改良主义”，左翼如宋庆龄、中小工商业、中小资产阶级、《大众生活》等，“诚意联俄联共，自信能打日本，在我们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革命”。他特别指出东北军的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其策略：借助我们与苏联回东三省去。这种情形将来向两极分化。”报告提出的方针：“不但要把‘民改’与‘民反’区别，在外交进行中亦应区别。而且要把‘民改’之左右派区别。”对报告中几次提到的“民族改良主义”，中共中央曾有一个解释：“民族改良主义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主义”，“在某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得到相当的让步与利益，或斗争更进一步深入时，他们就会动摇，妥协以至投降叛变，这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实质。”（注：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1936年2月3日。）
    晋西会议后，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已回瓦窑堡的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10日，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取得良好的效果。
    5月2日，因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对红军大举进攻，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红一方面主力开始西渡黄河，至5日全部渡完，结束了历时75天的东征。
    四对两广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反应
    红军结束东征返回陕北后，又发动了西征。为什么要发动西征？只要看一看陕甘革命根据地四周的形势，就可以明白。那时，陕甘革命根据地需要巩固和发展。在它的南面，中国共产党同驻防陕西关中地区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和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的关系发展得很快，已建立起比较密切的秘密联系，两部官兵都不愿同红军作战；东面的阎锡山同蒋介石之间也存在矛盾，不再以大量兵力进入陕北“剿共”；因此，这两个方向的战线比较稳定，而西面和北面是国民党军队兵力较为薄弱的方向。5月18日，中共西北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的命令，由彭德怀率领红军1.3万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向西北方向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进攻。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一是巩固并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二是争取向北打通同苏联、蒙古的联系，三是策应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但和东征不同，中共中央没有随西征军行动。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发展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两件事：第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采取了新的严重步骤，一是增兵，二是走私。他们“借口保侨，增兵华北。于5月1日宣布以田代皖一郎为日本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增加兵额约六千名，连同原有驻军达八千余众，于沿平津铁路之杨村、马厂等地分建营房，并设旅团司令部于北平，违反‘辛丑条约’限制驻军员额之规定，严重侵犯我国之主权。”（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卷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293页。）在日军控制冀东地区后，走私活动日趋猖獗。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间，中国关税损失达2500万元以上；而1936年4月一个月的损失就达800万元，相当全国关税收入的1/3。华北风云更加险恶。南京政府除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本提出交涉，并由外交部提出抗议外，并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第二，南京政府再度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他们把红军西渡黄河视为已“遭受重创”，可以乘势“进剿”。中央红军主力又已出动西征。5月26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晋陕甘宁边区“剿匪”总指挥。28日，中央军关麟征、汤恩伯等部由山西渡河，进入陕北的清涧、绥德，准备大举进扑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一时险象环生。这也是中共中央一时难以下决心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的一个重要原因。
    挽救更加危急的民族危机，打破南京政府企图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图谋，成为放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刻，爆发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打起“抗日”旗号的两广事变。6月2日，他们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突然发出通电称：“时危势亟，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注：《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3卷第23期，1936年6月15日。）4日，陈、李等通电“北上抗日”，桂军四个师开入湖南境内，矛头实际上对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