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的发生很突然，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所掌握的信息更十分有限，但局势却要求它必须很快作出反应。两广事变的旗号是“北上抗日”。在南京政府正准备对陕北大举进攻的时候，两广事变迫使它不能不分兵南顾，这多少减轻了陕北的压力，自然容易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起初，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曾作出比较乐观的估计，抱有较大的希望。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他说：“陈济棠自己称抗日革命军，并电蒋北上抗日，总的口号表现抗日的、革命的，这是我们应有之估计。”“全国抗日运动将因此而推动，可以利用这次事变将运动推动到广大范围及更彻底道路上去。”（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6月12日。）毛泽东说：“西北是抗日大本营，西南发动对西北起了大作用。”“前途：蒋是否能战胜两广？在政治、军事上不能压倒广东，这次内战带若干革命性质，但两广压倒蒋，暂时亦难做到。”博古说：“广东事变是日本更进一步并吞华北所引起人民抗日的一个标志，表现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张闻天说：“两广是人民武装抗日的开端，左倾分子到两广是人民阵线的开端。”但政治局会议也多少注意到两广事变的消极方面。王稼祥说：“西南行动政纲我们不清楚，但内部有左的及右的，同两广要联合，但也要善意批评及建议。”张闻天说：“两广事件发动有很大弱点，弱点在发动领袖。”（注：毛泽东、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周恩来在作结论时也讲道：“西南事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的发端，但运动不发展扩大，有可能妥协软弱下去。”（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6月12日。）同一天，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公开发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对两广事变作了充分肯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5页。）
    两天后，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会时，态度更冷静一些。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西南事变，发动是抗日革命军，故系进步的。第二，它因受帝国主义之操纵及阻止群众斗争，我们立场应该是以进步的革命的建议批评，使他们成为真正抗日的力量。”（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6月14日。）也就是说，已经多少觉察到对两广事变还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不能把它看作已是“真正抗日的力量”。
    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加上共产国际对两广事变并不肯定，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又有新的估计，并且把原来的态度作为教训来总结。9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报告中说：“对蒋（向陕北）的进攻，我们应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来反对进攻。对西南问题，他发表抗日宣言，我们拥护是对的；但在他挑拨内战上并没有严厉的批评是不对的；对于他没有在广东、在军队中发动群众，我们也没有严厉的批评，也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好象袒护了西南，丧失了我们的立场。在发动西北抗日战争上，我们应接受这一教训。”（注：《张闻天文集》（2），第147、148页。）
    这里所说引起中共中央态度变化的“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指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蒋介石公开表明对日政策有明显转变。
    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是蒋介石在两广事变发生后决定召开的。召开的原因，一是日本在华北大举增兵等事实直接威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更使他感到难以容忍，觉得需要加紧应对的准备；二是两广事变反映出国内以至国民党内部对他的对日政策的强烈不满，民众的抗日呼声更加高涨，在国民党内也需要统一认识。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上表示：“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应付当前的事势”，是“一个国家根本大计的决定”，“不但我们任何个人不敢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随便决定，就是中央常会所有负责的同志也不敢随便来断定”，所以需要召开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对以后的方针有一个决定和指示。在此困难严重的时期，这个会议关系国家前途甚为重要”。（注：《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3卷第23期。）可见，蒋介石对这次全会相当看重。
    本来，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宣言中已曾提出：“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90页。）这里已表露出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某些变化，但话毕竟说得很笼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隔了半年多，到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的话就说得明白多了。他在会议第一天讲话，表示要把“所谓最低限度的解决明白说明一下”。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04、305页。）日本对中国实在欺侮得太狠了。像这样的硬话，蒋介石以前从来没有说过，更没有在如此重要场合公开说过，不能不引起各方面的极大关注，感到蒋介石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时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是中共中央稍后作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重要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