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因为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没有能回来参加这次会议。张浩已来到瓦窑堡。张闻天在会上的报告中，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国面对的现实，着重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紧了。”“在目前形势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不仅有工农群众、大学教授以及某些派别的资本家，就是在军阀中间也有人对日本侵略不满意。广大阶层参加到民族战线中，许多人持同情态度或守善意中立，反日的基本力量更加广泛。”他强调：“甚至对上层统一战线，我们都要争取。”过去，中国共产党看重的只是“下层统一战线”，这时提出对“上层统一战线”也要争取，是一个重要变化。在结论中，张闻天对建立上层统一战线的问题作了更多的阐述，说：“今天提出统一战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团结起来向革命进攻，小资产阶级消极或同情反革命，我们的力量散了些。在这些条件下，只能搞下层统一战线，我们的工作集中于工农群众中团结和巩固自己的力量。现在情形不同，整个小资产阶级动摇及同情我们，在军阀中也有分化，有的动摇、中立或对我们同情，我们有坚强的苏维埃、红军及广大的群众拥护，党的力量也比以前加强了。在全国提出的两条道路问题更清楚的提到群众的前面。这样，就更迫切的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任务。这个策略是可以实现的，抗日反蒋必须很好的运用这一策略。”（注：《张闻天文集》（2），第16、18、20页。）刘少奇在会上说：“统一战线问题，我们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上层领导同志甚至都犯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中国群众反日运动在高涨，党应去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因此必须反对关门主义。”（注：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29日。）
    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到瓦窑堡。从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的十分重要的会议，后来被称为瓦窑堡会议。会议开始后，先由张闻天作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98、604、618页。）
    23日，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军事问题，由负责军事工作的毛泽东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行动上，他主张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陕西，包括扩大红军、完成渡河准备等；第二步是在山西，准备用六个月（2-7月），依情况延长或缩短之；第三步在绥远，时机看战争情况及日本对绥远进攻情形决定。（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3、415页。）
    为什么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突出课题的时候，要讨论东征的军事行动？那是现实的需要。第一，它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需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虽然已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但陕北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瘠薄，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又遭受国民党重兵的封锁和围困，如果不积极向外发展，只是消极地坐待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很容易陷入难以持久的不利处境。要向外发展，山西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比驻在陕北以南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弱，打起来较有把握；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比陕北以西和以北都要富裕，便于红军的发展；晋绥部队还有一部分已进驻陕北的吴堡、葭县、绥德、清涧一带，进攻山西可以迫使阎锡山将这部分军队调回山西，扩大并巩固陕北苏区。第二，它又便于红军投入抗日的实际行动。那时日本已在河北增兵，并策动伪蒙军向绥远侵袭。东征山西，可以东入河北或北转绥远，“对日直接作战”。张闻天在讨论时说：“我同意先向山西方向发展。”“我们到了山西，就能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以便来组织抗日的民族战争。山西环境与陕北亦有不同，更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我们高举抗日旗帜，肯定会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群众更会走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注：《红军东征》（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44、45页。）
    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在这种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而和民族资产阶级有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进一步分析道：“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153页。）
    这篇讲话，更透辟地阐述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指明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预见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还需要提到，它又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出决定。只有到了这时，才有可能进一步系统地说明党的政治策略。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还只有两个多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并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东征山西的部署和准备；并且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作出通盘分析，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强调发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对关门主义，在政治策略上实现了大转变。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极不容易的。
    自然也要看到，中共中央当时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甚至上层统一战线，都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主要的口号是“抗日反蒋”，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头子”。这并不奇怪，且不说十年来国共之间的生死搏斗留下的深重伤痕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而且在此前他们看到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到放弃热河和签订塘沽协定，再到所谓“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对日本侵略者一直是步步屈辱退让，而看不到国民党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奋起抗日的决心；蒋介石又正在继续调集重兵，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举消灭在陕北一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就能提出“联蒋”的口号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些问题，从双方来看，都需要再经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才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