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27日，中共中央接连举行六次政治局会议，被称为晋西会议。会议有两项议事日程：一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二是研究目前战略方针。很可注意的是：第一，这些会议是在紧张的行军过程中进行的，几乎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点：20日在交口县大枣郊上贤村，23日在隰县石口，24、25日在罗村，26日在四江村，27日在石楼附近。第二，参加会议的，除在山西前线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外，原来留在陕北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博古等也赶来参加。从这两点，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多么重要。
    前三次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首先由张闻天作报告。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注：《张闻天文集》（2），第83页。）这就把那次政治局会议的主题点明白了。
    讨论中，大家同意这个报告。毛泽东发言中表示：瓦窑堡会议决议是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他说：“要提出停止内战”，“‘争取对日作战的时机’应改为‘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在革命策略上，“我们的任务，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多数。”“我们要谨防扒手，但第一是应开大门。”“政权问题，主张苏维埃当然是对的，但（哪一个）对全国更好，就用那一个。在华北，一般的用抗日政府较好。”谈到“联俄问题”时，他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故（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张浩说：瓦窑堡会议时，政治局并没有因为我传达不充分而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不了解，反而能具体讨论了问题，与国际决议精神符合。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他主张：“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好听而做不到。只打一个，就使主要敌人孤立。”（注：张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彭德怀说：“十二月决议在现在事实证明正确。未过黄河之前，对山西群众的估计不如现在。这里比（中央苏区的）广昌、石城之间还好。学生运动之激烈，刊物之左倾，表示中国革命形势猛烈开展着。”“怎样促成抗日反卖国贼统一战线的实现？要定出具体口号，站在领导地位。统一战线的成功，首先要分裂统治阶级的力量。统治者有一部分同情我们，一部分反对我们，要分裂他们，才能促成统一战线。”（注：彭德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4日。）
    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已更趋明朗化和具体化，“停止内战”的口号已经提出，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各种力量开始按照是否赞同抗日而区别对待，原来的苏维埃政权也可考虑改称抗日政府。
    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说明党的战略决策仍处在逐步形成的过渡阶段。
    第一个问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尽管蒋介石通过多种渠道在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行政治试探，董健吾、张子华还拿着南京政府的证件来到瓦窑堡，但这毕竟只是接触的开始，对南京政府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何况蒋介石又在3月24日委派陈诚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率领关麟征、汤恩伯等部重兵进入山西协助阎锡山作战，企图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黄河以东。因此，这次会议自然不可能把蒋介石立刻列入联合对象之内。会上“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提法，特别标出“人民”二字，也表明这种保留态度。但会议没有提“抗日反蒋”，而是提“抗日反卖国贼”，包含着一层意思：如果蒋介石决心抗日，那就不是“卖国贼”了，不再是反对的对象；如果他采取相反的态度，“反卖国贼”自然也成为“反蒋”的同义语。张浩在讲要“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后又说了一句：“打蒋介石，现改为‘打卖国贼’”，表明这里是有意识地留有余地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同董、张接触后在口号上的调整。张闻天在作结论时说：“有反动派来谈判，我们应说你抗起日来，苏联会帮助。全中国群众看到苏联是好的。故恩来说讲此问题时，要他们表示抗日诚意，这是对的。”（注：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3月24日。）这也说明此时中共中央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关键是看他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抗日诚意”，他的下一步行动如何。
    第二个问题是，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是否要改变土地革命的政策。十年内战时期中共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它涉及同广大农民的关系，因此，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容易很快下决心是很自然的。特别当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真正形成时，更不可能轻言改变。张闻天在报告中笼统地谈道：“土地革命与抗日斗争联系起来的方式应随环境而异。这种联系也不是公式，是要根据环境而采取的。”讨论中，许多人都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大家更多倾向于不宜改变土地革命的政策，以免脱离农民群众。博古说：“土地问题的解决不违背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土地革命服从民族革命？如了解为‘低一点’则不对的、不适合的。”“有人以为‘着重土（地）革（命），将使我们与反帝群众脱离’。他未想‘群众’是谁。我们恰恰是在群众中依照民众的程度与力量，领导到土地革命。当然土革不是在任何地方简单化，但我们的立场应坚持。”（注：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周恩来说：“现在土地革命的开展，正是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农民总是要走上土革，是否推迟之使会利于民族革命？党不是勉强制造，亦不是做尾巴。我们的统一战线不是要地主资本家全部而不要农民。对于抗日地主可以优待，而不是不动其土地。”（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王稼祥说：“不发动土地革命，主要人口之农民不能吸收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注：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4日。）会议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