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征和晋西会议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瓦窑堡会议的决定，突然强渡黄河，进入山西。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凯丰、张浩等都随军东征，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等留在陕北，负责后方工作。东征红军进入山西后取得重大胜利。他们使用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发表布告：“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注：《红军东征》（上），第123页。）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体现。
    在这期间，整个局势进一步变化，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出现重要而微妙的变动。
    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对华侵略，力图把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1936年1月13日，日本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提出《第一次北支（华北）处理要纲》，宣称：“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1页。）2月26日，日本部分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兵变，事后由广田弘毅担任首相，蛮横而不可一世的军部牢牢控制了日本中央政府，战争气氛更加浓重。
    全国范围内的爱国救亡运动蓬勃高涨，群情日趋激昂，上海和许多城市相继成立起各界救国联合会。国民党上层的政治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争取建立“上层统一战线”有了更多可能。
    驻军陕西关中地区的张学良部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为家乡沦陷，强烈地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当时访问东北军后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对于逼迫他们打自己同胞的命令，日益不满，而打回老家的决心也日益加强，至少也得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战斗到死。”一个四十多岁的团长对他说：“当我们全体都希望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红军呢？”（注：詹姆斯·贝特兰：《中国的新生》，林淡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19、220页。）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影响。中共中央在实际接触中逐渐看清了这一点，便把“上层统一战线”的重点首先放在张学良和东北军身上。他们让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去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又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秘密商谈合作，取得很好的效果。驻在关中地区的杨虎城部同中国共产党也早有联系。
    这时，蒋介石的态度同样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实在太大，已超出南京国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程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正如蒋介石不久后所说：华北一旦成为东北第二，南京又何尝不可以变成北平？社会各阶层强烈要求抗日，也对它形成巨大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不能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蒋介石以后有一段话，把他这种内心变化刻画得十分清楚：“广田内阁成立之后，把他们侵华的计划，综合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注：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年，第59、62页。）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开始伸出一些触角进行政治试探。他加强同苏联的接触，在国内也通过多种渠道设法找寻中共的关系。陈立夫的亲信曾养甫先后找到同中共北方局有联系的吕振羽和上海地下党派出的张子华会晤，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最早将这个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找到有着牧师身份的秘密共产党员董健吾，要他送一封信到陕北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这显然是得到南京政府同意的。张子华与董同行。2月27日，董、张两人到达瓦窑堡，会见博古。3月4日，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电报中向南京政府提出五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注：洛甫、毛泽东、彭德怀致博古转周继吾（董健吾）的电报，1936年3月4日。）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国共两党高层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推动下接通了。当然，这种联系只是初步的。双方都在相互试探，彼此都还不清楚对方的底细。
    3月间，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由刘长胜带回国内，送交中共中央。董健吾返回南京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同南京当局接触中的重要情况。这两件事都是牵动战略全局的大事，需要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认真研究，及时作出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