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赋闲伊犁时期的思想
    林则徐在伊犁的赋闲生活，从1842年12月10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定居惠远宽巷开始到1845年1月23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离开惠远动身赴南疆勘田止，前后共两年零两个月。这是林则徐谪戍期间思想斗争最激烈，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根据林则徐思想发展脉络，大致又可分为思想发展（1842年12月-1843年9月）、低谷（1843年9月-1844年春）、振作（1844年春-1845年春）三个阶段。
    赋闲伊犁第一阶段，林则徐由于治理黄河的劳顿，贬谪伊犁旅途的艰辛，再加水土不服，到惠远城第三天即“颇感冒，兼患鼻衄”（注：《林则徐集·壬寅日记》。），使他“体气衰颓，直是废物，作字不能超过二百，看书不能及三十行”（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48-149页。）。这期间他的通讯也受限制，关内来信“封缄已全行拆散，恐沿途处处传观矣；西安将军亦有书来，均被扯破”（注：《林则徐集·壬寅日记》。）。他虽气愤，却无可奈何。好在这段时间，他抗英挚友邓廷桢，原东河河道总督文一尺（文冲）都住在近处，“第与邓、文二公共数晨夕已耳”（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48-149页。）。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布彦泰、参赞庆昌、领队大臣开明阿等和其他一些官员对他也很尊重。他们相互间经常走访交谈，或吃饭、下棋，或赋诗、赏花。他们还经常请林则徐书写条幅、扇面，使林则徐感到莫大安慰。这一阶段林则徐思想虽有消极面，但更多的是积极的一面。
    林则徐思想消极面表现为他有脱离现实，隐居园林的想法。到伊犁不久，他接到郑夫人的家信，内附《述怀纪事》，希望林则徐“他日归来事农圃”，再也不要参予国事。他回信表示也有这一愿望，“农圃耦耕他日愿，不妨庑下赁梁鸿”（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这种逃避现实隐居山林思想，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在政治失意时的一种通病。林则徐从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一夜间成为流犯，政治地位骤降，使他也产生这种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不足为怪。但这一阶段他思想上更多的是积极的一面，想有朝一日重展宏图，实现他抗英卫国的理想。他在1842年写的《除夕书怀》末章，即高歌“谪居本与世缘睽，青鸟东飞客在西，宦味直随残腊尽，病株敢望及春荑。朝元旧忆趋用阙，赐福频叨湿紫泥，新岁傥闻宽大诏，玉关走马报金鸡”（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为了实现这一宏图，他与旅途中一样，时时惦念东南时局的发展，想尽方法收集有关东南时局的材料。他对东南时局的惦念反映在他与邓廷桢多首的唱和诗中。他在《除夕书怀》中写：“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在《七夕次嶰筠韵》中写“漫道星桥彻夕行，汉律波浪恐难平，银潢只见填鸟鹊，壮士何年得洗兵”（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在《又和中秋感怀原韵》中回忆1839年中秋之夜，他、邓廷桢和关天培三人在沙角炮台憧憬未来，何等壮怀。而今“三载义娥下阪轮，炎州回首剧伤神，招魂一恸登临地，投老相看坎懔人”！（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在上述思想支配下，他向伊犁将军借阅京报，他要郑夫人、林汝舟“凡寓中所阅京报，仍照前信所言，酌摘几条大略（即上谕亦不必全抄）遇便封入信中寄来”（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林则徐在伊犁》，第154页。）。他利用空闲，多方搜集了19则“有关鸦片战争史事的内幕新闻”（注：林则徐《软尘私议》见《林则徐书简》第353页。），署名为《软尘私议》。
    在肯定林则徐保持了谪戍途中继续关心东南战局思想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条件的改变，他的爱国思想又注入了新的内容--对边疆塞防的重视。林则徐转向塞防有三点原因。其一，他生活在新疆，实际生活教育他必须重视边防。其二，当时政治气氛不允许他继续注视东南，他给友人信函中多次提及“东南事局，口不敢宣，而固无时不悬念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注：林则徐《致李星沅》，《林则徐在伊犁》，第160-161页。）“飘泊孤蓬，支离病榻……而蒿目焦心之事，又复难以言传”（注：林则徐《致张应昌》，《林则徐在伊犁》，第159页。）。其三，清政府已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投降大局已定。这些情况使得林则徐在心系东南注重海防同时，又把注意力转向塞防。他到伊犁不久就遇到一件事关塞防的大事。鸦片战争期间，英侵略军几次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为加强天津防卫，兵部拟撤伊犁总兵，道光帝1842年12月18日又一次下谕旨，要布彦泰考虑兵部意见“是否妥善，如尚有因地制宜，量加酌改之处，即著据实具奏”（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385。）。布彦泰接到谕旨后曾在1843年1月17日到21日几次找林则徐、邓廷桢及有关人员商量。商讨结果是不同意兵部意见，请清政府收回原议。清政府采纳了这一意见。反对裁撤伊犁总兵的奏折虽由布彦泰上奏，但其中不乏林则徐的意见。说明林则徐这时已经看到边防的重要性。所以在此事发生后的第二个月，即1843年2月上旬，伊犁四领队大臣之一的开明阿要调往喀什噶尔，分别前林则徐曾赠诗一首，提醒他不要认为“三载无边烽，华夷悉要堵”，中外就太平了，而要看到外国侵略者的本性，随时提高警惕，说他的肺腑之言是“嗟哉时事艰，志士力须努，厝薪火难测，亡羊必补牢”，事局如同放置柴草的地方，随时有起火的可能，要他随时作好准备，只要“将士坚一心，讵不扬我武”（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上述两例证明，这一阶段林则徐心系东南同时已意识到边防、塞防的重要。在这一阶段，林则徐虽过着赋闲生活，思想有诸多苦恼，产生过隐退田园思想，但爱国思想仍为主导方面。
    1843年9月、10月，邓廷桢、文冲相继赐环东归后，林则徐思想产生了较大的波动，消极面增多，甚至一度支配了行动。《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苟且偷安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决定有步骤释放抵抗派人物。8月1日，清政府宣布邓廷桢赐环东归，任甘肃布政使，9月10日邓廷桢接到任命后拜别林则徐离开伊犁。不久文冲也获释入关归养。别时，林则徐先后给两位友人作诗话别。在《送嶰筠赐环东归》、《送文一飞河帅文冲入关归养》中，除表示祝贺他俩东归外，流露更多的是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失落与悲愤。他在给邓廷桢的诗中写道：“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历史的功过是非难道只有当朝者才有权利定吗？他虽在思想深处对这颠倒黑白的做法发出否定的呼喊，但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由于他的呼喊而改变。面对强大的精神压力，他只有保持沉默了，“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这种无言的沉默比有声的呼喊更体现了写诗人内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在送行文冲时发展到极点，“天涯同是伤心侣，目送归鸿泪满巾”（注：《云左山房诗抄》卷7。）。他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苦痛，流满了伤感的眼泪。
    两位朋友的别离，使林则徐思想产生了很大波动，再加他病体未好，所以从9月开始到此年年底，他一度消沉，在给亲友的信中多次反映了上述情绪。9月，他写信给郑夫人提出对自己归期的猜度与对前途的担忧，“此次嶰翁释回……如因其到戍在先多住大半年，则此次虽不得归，而充类至义之尽，亦不出明年春夏，倘竟别有缘故，则又不可测度矣。计七月内关中必有准信，所谓不患归来迟，但患无归期耳”（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林则徐在伊犁》，第166页。）。他的态度是“惟当静以俟之耳”（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68页。）。文冲走后，他也曾持这种态度，“一飞河帅现亦赐还……第惟静心株守，不敢妄有希图”（注：林则徐《致李星沅》，《林则徐在伊犁》，第169页。）。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变得焦燥以至颓丧。11月6日他在《致陈德培》信中写“前与邓制军、文河帅共数晨夕，并不寂寥。近日二公相继入关，鄙人只有键户养疗，无他希冀”，“仆已委心灰稿早决古井之不波矣”（注：林则徐《致陈德培》，《林则徐在伊犁》，第170页。）。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1844年1月。他在《致刘建韶》中还说：“弟在戍连闰计之，已历14月，虽邓、文二公已有刀环之唱，而运数各殊，不敢授此而希冀，尚幸鼻衄之症，近已稍轻，惟有折脚铛边烧败车薪，煨脱粟饭，且复过此残冬耳”（注：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在伊犁》，第175页。）。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他又顾虑投降派及道光帝对他在伊犁参加社会活动有其他想法，所以1843年9月，他虽已在邸抄中获悉，乌鲁木齐废员，前河南粮道淡春台因招募誊民100户赴巴尔楚克屯田，取得成效，被道光帝赏给六品顶戴，准予释回这一信息，但他仍不想投入由布彦泰领导的垦荒、开渠工作中去。10月24日，他给李星沅写信：“虽此间统帅曾有推广赎罪之奏，奉交部议，而弟力不能为，亦决不肯为也”（注：林则徐《致李星沅》，《林则徐在伊犁》，第169页。）。“不能为”是指身体不好，“不肯为”是指他的思想包袱与思想顾虑。13天后（11月6日）他给陈德培去信，再次说：“伊江濒年垦地，非无开渠之土，然仆衰病之躯，讵能任事”（注：林则徐《致陈德培》，《林则徐在伊犁》，第170页。）。所以我认为1843年9月到1844年之初，是林则徐谪戍新疆时，思想发展的低谷阶段。
    林则徐思想有低谷期，并不奇怪，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是人，政治上的失意，友人相继离去使他对自身前途感到迷茫，出现波动，这是必然的，没有波动倒是不合逻辑的。但林则徐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外界环境影响下他会不会产生波动，而在于这种波动时间不长，他就战胜自我，在1844年初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思想发展轨迹是，一方面他盼望赐环东归思想仍很强烈，另一方面，他又开始从个人苦闷中解脱出来，开始投身到兴建水利，造福新疆的历史洪流中。
    林则徐盼赐环思想仍然存在，表现在直到1844年10月以后，他给友人的信中还有反映类似思想的表述。在《致凌树堂》中写：“弟谪所淹迟，瞬已再周寒暑，难冀刀环之唱，空余弹铗之弹。加以脾肺两经，递相为疾……惟有勉自支持，时加排遣。摊残帙于打头屋里，煨淡粥于折脚铛中，聊以告存，藉纾远念耳”（注：林则徐《致凌树堂》，《林则徐在伊犁》，第185页。）。上述思想是第二阶段思想情绪的延续，在没有赐环前是难于消除的，只不过轻重程度不同而已！
    林则徐战胜自我，出现思想转机可能产生于1844年1、2月间。原因有二。一是在此前后，他在京友人江翊云写信“把邓廷桢入京陛见时道光帝称委林禁烟是‘用错了人’的谈话内容转告林则徐，林则徐对道光帝的‘先入之言’作出‘恐不免扣满三年’的估计”（注：转引杨国桢《林则徐传》（修定本）第502页。），所以减轻了盼赐环的不切实际的焦燥情绪。二是1843年入伏后，伊犁地区出现旱情，入秋，旱情继续发展，入冬后“惟伊江雪泽尚少，夏秋既伤干旱，米麦市价具昂”（注：林则徐《致李石梧书》。）。一贯关心国计民生的林则徐面对新疆伊犁地区的严重旱情不可能坐视不顾，因此他在期盼赐环同时，将注意力逐渐转到兴建水利事业上来。乌鲁木齐都统维勤和林则徐早年在江苏工作的旧属黄逸于1844年初因复审罪犯来伊犁时，所见到的是关心国事、谈笑风生的林则徐。他在回忆文章中写“他们所商皆御夷之事、制船炮、断接济、以夷攻夷诸策，及塞上屯田水利，中外地形，南北水土之性”，而且谈兴很浓，“往往谈至夜分始散”（注：黄逸《书林文忠公逸事》。）。林则徐在家信中也证明这点，他说：“布将军与惟都统非来寓中，即欲招往，加以南坡早晚过来，以口为事，但觉应接不暇”（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林则徐在伊犁》，第178页。）。可见此时他思想已走出低谷，消极颓丧情绪正在消失，所以在1844年6月主动呈书布彦泰，表示“情愿认修龙口工程，籍图报效”（注：《鸦片战争》第3册第513页。）。但此时对道光帝及投降派的疑虑仍然存在，所以在认捐龙口工程后，他一再声明“伊江现有垦复荒地之事，弟现在此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当亦随众捐办工程，然已声明不敢邀恩，非有希冀之念也”（注：林则徐《致刘闻石》，转引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第502页注3。）。类似内容还见于1844年9月下旬《致陈德培》、10月14日《致宝兴》及后来的《致刘建韶》信中。
    在伊犁赋闲第三阶段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林则徐思想走出低谷的过渡期。他想摆脱邓、文等人东归后在他思想上造成的影响，可现实又让他不可能完全摆脱；他想投身伊犁地区的水利事业，以报效祖国，但又担心投降派的制肘；他既关心海防，又重视塞防，几对矛盾纠缠着林则徐，使林则徐仍在苦闷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