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疆勘田时期的思想
    南疆勘田从1845年1月23日离开伊犁惠远城开始，到12月9日离开哈密返回内地止，前后共十个多月。这一时期，由于道光帝对他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布彦泰为他复出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并且尽力关心、支持他的勘田工作，他的思想负担比前一时期减轻了，使他得以全力“前赴阿克苏、乌什、和田周历履勘”（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0。），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注入了新的内容，但盼赐环思想也有某种程度的加重。
    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注入了新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由前两阶段关心国防，到突出了他早期就已存在的民本思想。1833年（道光十三年）他在名为《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欠收情形片》的奏稿中说过：“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为邦本也”（注：《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欠收情况》，《林则徐奏稿》上，第150页。），在这里他将“国计”与“民生”、“朝廷”与“恤民”相联系，认为恤民才能富国，富国才能强国。在伊犁赋闲阶段，他也曾关心当地人民的水利事业，但毕竟不是他的主要工作，而今要他去南疆勘田，为朝廷垦田提供决策根据及考虑“朝廷之度支积贮”就成了他主要工作。所以他早年形成的将“国计”与“恤民”相联系的“民本”思想又成了他的主导思想。1845年，在南疆勘田行将结束时，他写信给林汝舟，“如果南路（天山南路--引者）欲严备边之法，只有将巴尔楚克旷地大为开垦，设为重镇，厚集民力，不难成一都会，则卡外各夷如浩罕辈，永远不敢窥边”（注：林则徐《致林汝舟》，《林则徐信稿》第138页。）。这正是他早年将“恤民”与强国相联系的具体运用，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表现。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才不畏年老多病，不怕艰辛，风餐露宿，住毡房，行戈壁，冒风沙与全庆及他的三儿聪彝一起，行程二万里，丈量土地，认真查勘。对林则徐勘田期间表现及思想动机，他的旧属黄冕曾回忆说：“公偕全公验工时，公独测量土方，逐加驳诘，加工补挑至再，意犹未慊，冕不测公意，请曰‘在事诸人，实已智能索尽矣，未尽公意且云何’？公笑曰：‘诚如足乎？上可对朝廷，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僚友亦且休矣’，乃命停止”（注：黄逸《书林文忠公逸事》。）。林则徐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国家（朝廷）、对人民（百姓）统一起来，正是他以“民本”为思想内容的爱国主义在行动中的体现。这是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与前两个时期不同的地方。
    这一阶段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另一内容是由重视塞防发展到“防俄为先”的思想已初露倪端。因为，1844年沙俄已在伊犁西北约200公里的科帕尔建立了武装堡垒，直接对伊犁地区构成了威胁，布彦泰也在上疏中提到“近来卡外夷情与从前迥不相同”（注：《清史列传·布彦泰传》。）。生活在伊犁而又与布彦泰经常交往的林则徐不会不感受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衙斋杂录》中抄录了一则1842年12月俄国兵私越伊犁卡伦巡逻线的案例（注：林则徐《衙斋杂录》。），因此，他履勘南疆八城过程中，不仅注意到当地的民情风俗，生产情况，而且比1842年入疆时更注意各兵站设卡，兵力分布情况，此类内容见之於《乙巳日记》的就有七、八处，而且对接近边疆的叶尔羌、英吉沙尔两地记录驻兵数字及变动情况记录更为详细。5月30日（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到喀什噶尔后他和开明阿“作竟日叙”，谈了一整天。第二天，5月31日，又“传唤回子阿浑阿密特，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缘其曾赴诸国念经故也，至晚散归”（注：《乙巳日记》，载《中山大学》1984年第1期。），又了解了一整天，足以证明他对边防的重视。由于有这些了解，所以他在1850年能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注：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这一带有预见性的国防思想。这虽是后话，但这时他已注意到沙俄对我边防的危险性，这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仅是林则徐在塞防思想上的新突破，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点新内容。
    这一时期，除了以“民本”为内容的爱国思想支配林则徐行动外，在第二时期第三阶段稍稍淡化了的盼赐环东归思想，又剧烈振荡起来。因为从1885年1月15日到8月27日之间，道光有七次让布彦泰将政府有关查勘、屯垦的意见“传谕林则徐”（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2。），“传谕林则徐知之”（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6。），……这一情况与三年前冷落林则徐形成强烈反差，助长了林则徐盼赐环东归的希望。他在62号家书中对赐环东归的时间作了重新估计，说“若能一直进关（指勘田到哈密后）则中秋以前，总可赶到西安”（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拱枢》，第62号家书，《林则徐书简》第236页。）。再加来自布彦泰的估计，导致了林则徐异乎寻常的行动，他在原勘田任务结束后而又没有接到道光帝谕旨情况下，竟然在7月25日告别了与他一起勘田的全庆，从喀喇沙尔起程，准备到吐鲁番接旨，但无情的事实又一次给林则徐浇了一盆冷水。8月4日他在吐鲁番等到的却是“伊犁将军是日有折过此，系六月二十六日（公历7月30日）所发而未附有信来，”有关赐环的情况仍“沓无信息，殊不可解”（注：林则徐《致保恒》，《林则徐书简》第61页。）。再次将林则徐打入闷葫芦中。他在给福珠洪阿、保恒、特克什布的信中，都谈了当时的心情。南疆七城田亩“勘毕后，回至吐鲁番，听候谕旨。伊犁渠工竣之摺，拜发已将两月，亦尚未知奉旨如何也”（注：林则徐《致福珠洪阿》，《林则徐信稿》第61页。）。“弟自去腊至今，周历回部八城，往来二万里，现已折回东路，尚不知能否入关”（注：林则徐《致保恒》同上第61页。）……带着这种焦虑的心情，他于8月14日东行到哈密，在哈密又等了七天，8月25日，才知“伊犁渠工一案，已落孙山”（注：林则徐《致李石梧》，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这给他焦虑的心情又添上了一层忧虑，此时他又先后接到布彦泰转来道光帝的两道谕旨，一道为道光帝7月23日谕旨，内容为：“此次伊拉里克开垦地亩，仍着全庆，林则徐前往该处详细履勘”（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8。）。另一道为道光8月27日的谕旨，内称：“着全庆、林则徐前赴该处（塔尔纳沁--引者）详细履勘”（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19。）。道光这两道谕旨，不仅让林则徐忽西忽东的奔忙，增加了工作的艰辛，而且更增加了他的思想负担，使他对归期再也不敢妄加猜测了。九月他写信说：“勘查地亩，至今将弥一载，尚未敢预拟归期”（注：林则徐《致龚瑞谷》，《林则徐信稿？第65页。）。等到年底，他甚至对赐环东归也不抱希望了。12月21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给李芋顿、李国轩、汪孟棠三人同时写信说“马角未生，敢望刀环之唱；龙钟弥甚，徒瞻斗柄之移”（注：林则徐《致李芋顿》同上。）。马怎么能长角？说明他对东归已失望了，所以他不得不考虑起以后的安排来。他说“若弟明岁仍然在此，则大儿（林汝舟）当必出关”（注：林则徐《致李国轩》同上第66页。）。换三儿拱彝回去。可见在盼赐环东归这一问题上，林则徐思想十分复杂，斗争也十分剧烈。
    四、余论
    通过对林则徐三个时期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贬谪新疆四年生活中，他思想发展的主线和多对矛盾交叉的复杂心情。思想发展主线有两条，一条是爱国主义，一条是希望赐还东归。他给陈弼夫信中写“中原之事未敢忘怀；入关之期亦不敢预计”（注：林则徐《致陈弼夫》，《林则徐在伊犁》第161页。），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他这四年中两个主要思想。
    就两条思想轨迹的主线分析，我们看到它在林则徐思想中轻重也不一样，爱国主义思想重于赐环东归的期盼。同时这种轻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第二时期第二阶段，盼赐环又成了林则徐思想上主要矛盾，所以他的思想情绪一度陷入谪戍时期的最低谷。再次，我们还要看到林则徐思想上两条主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外界客观条件的改变，它俩也在起变化。爱国主义这条主线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内容上的变化。在第一时期，东南战争未休，林则徐又在谪戍途中，思想比较专一，所以关注的重点是东南战事。赋闲伊犁时，由于和局已定，所以他既关心东南和战的大局，又开始注意新疆的民生和西北的边防。南疆勘田时期，由于他广泛接触维吾尔族群众，更多了解沙俄对新疆的潜在危险，所以在他爱国主义中又加进了“民本”思想和出现了“防俄为先”的思想。盼赐环东归思想主要是量上的变化。第一时期在谪戍途中，他虽提过赐环问题，但因流放生活刚开始，清统治者不可能将他赐环帆归提上日程，所以他考虑较少。第二时期第一阶段，因谪戍生活刚开始，又有友人在，所以考虑也不多。邓廷桢、文一飞走后，考虑得就多了，出现了思想低谷。第三阶段出于无奈，赐环的心态反而平衡些。到勘田时期，由于道光帝开始用他了，原已平衡心态又出现了波浪，在布彦泰的暗示下甚至急不可耐了，随后而来的又是平稳。赐环东归的思想发展轨迹用一句话概括，时低时高，一波三折。
    我较全面分析林则徐谪戍期间思想发展轨迹，会不会影响对他的评价呢？我想是不会的，金不足赤仍是金，壁有微暇仍是玉。列宁评价李卜克内西和卢莎·卢森堡时曾说过一句名言，“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却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注：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选集》第4卷第600页。）。林则徐虽然在思想上有众多矛盾，但仍然是一个爱国的巨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族英雄、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注：王恩茂：《林则徐在新疆·序言》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