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严复关于中国人口状况的描述，以及中国人口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的述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口的状况。但是他把中国人口的数量多质量低，完全归之于“文化未开”、“嗜欲重”、“虑患轻”，“亟亟于嫁娶”等纯精神因素，则是片面的。诚然，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多子多福的思想，以及在历史上很早就形成的早婚习俗，对人口的增殖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现象的本身，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受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再生产的规律的影响、制约和规定的。这是严复所没有认识到的。人类自身的增殖或者再生产是自然现象，但也是社会问题。人口的发展或生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因此，讨论人口问题，不能不透过现象探求它的终极的、社会的、经济的原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页692。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再生产，也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有明显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一般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增长缓慢。人口的再生产具有两高一低的特点，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这种人口发展两高一低的特点，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个体小生产者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所决定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者，其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消耗是很大的。要维持劳动力的大量消耗，并补充由于生活水平低下所带来的高死亡率，就不能不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形成女子十四、五岁就出嫁的早婚习俗，是与上述经济上的原因分不开的。同时，小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剩余农产品有限，生产条件极为艰苦，无论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要投入比生产增长比例更多的劳动才能维持和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增殖人口就成为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这就往往会出现越是贫穷越要增加家庭人口的现象。同时，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扩大人丁税，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促使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出生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是，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不时出现的种种自然灾害，使广大农民群众一直处于十分贫困的地位，这就必然造成其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恶化，人口的再生产也就日趋萎缩，并造成人口的高死亡率。高死亡率始终伴随着高出生率。由此可见，严复所揭示出来的中国人口数量多质量低的恶性循环现象的形成，其最根本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他所说的“嗜欲重”、“虑患轻”、“无远虑”、“亟亟于嫁娶”等纯精神因素造成的，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人口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注：参见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载《光明日报》1982年6月21日。）
    （二）认为人口的消长是社会治乱循环的决定因素，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即所谓一治一乱，是与人口的增减紧密联系着的。
    严复除了对中国人口众多质量低下的状况进行了述论外，还就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与人口的增减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当人口增加，“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杀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粗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而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券矣。不然，有治而无乱，何所谓一治一乱哉！”（注：严复：《保种余义》，《严复集》第1册，页87。）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一治一乱，是和人口的大起大落紧密相联的。社会安定久了，出现了人口的过剩，社会生产不足以养活过剩的人口，必然会发生动乱；社会动乱，人口大减，并百人之产养活一人，衣食丰足，社会自然又会安定。历史上的所谓一治一乱，是随着人口的增减而循环的。严复上述的一番议论，应该说，确实揭示出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人口发展史上的一种现象。但是，他对于这一现象的形成，却未能给予有力的说明。其实，中国历史上这种一治一乱的现象，也是由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除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这一特点外，还具有在一段时期内人口大起大落的另一特点。大体说来，一个比较强大的封建王朝建立的初期，人口增长较为迅速。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出现停滞，到了新旧王朝交替时，由于战乱，往往急剧下降，人口变化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封建统治者为了社会安定，争取控制更多的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往往采取各种政策，例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重农抑商，抑制兼并等等。这样，社会上就会出现经济恢复发展，人口数量逐渐增长的势头；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较为迅速的增长，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物质资料生产增幅有限。人口的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就会比例失调，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使封建统治秩序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注：参见徐平华：《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波动与人口关系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与此同时，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封建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为它服务的各种不事生产的寄生人口的日益增多，地租赋役加重，土地兼并剧烈，自然灾害连绵不绝，农民的被剥削和负担势必日益严重。农民不仅被剥夺了全部剩余产品，而且被剥夺相当一部分必要的劳动产品。繁重的劳动与极端贫困的生活，加大了死亡率，这就必然会造成人口增殖的停滞和下降。最后终于出现动乱乃至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各方混战，改朝换代，人口总量急剧下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治一乱。
    （三）批判地分析马尔萨斯的土地肥力递减率，提出“两种生产相副说”。同时，还提出人类对人口的增殖，必须提高认识，实行自我节制。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剩的原因，除了人口增长过快外，再就是因为地产不足，土地肥力下降，并提出一条土地肥力递减率。严复则认为如果单从土地肥力递减率出发，仅限制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不去提高土地的肥力，“则地之养人，其势必屈”，人口过剩，仍难避免。因此，他提出随着人口的增长，物质资料的生产也要跟着发展，以实现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增长相平衡的“两种生产相副说”。他说：“且国之户口，既以日滋，则财之为物，亦必日进以与之副。”（注：《原富》部乙，篇三“理论人功有生利有不生利”按语，见严译《原富》上册， 页289，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他认为，在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较快的情况下，物质资料生产的不足，将会愈来愈突出，要解决这一矛盾，重要的在于努力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工。”而要做到这些，则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