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点：(1)家国同构；(2)世卿世禄与官僚制度；(3)君权至上。其中，则又以“家国同构”为中国封建政治结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在清季曾与康有为一起倡导“戊戌变法”的梁启超曾云：“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1]在周代以后严格的宗法制度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家国同构”精神却始终贯彻于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所谓“家国同构”，即家族(由若干家庭组成)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无论“家”与“国”，其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系家长制。在家庭、家族内，父系家长(家庭的家长、家族的族长)位尊权大，其属下成员都唯命是从；在国内，君王则有“九五之尊”而君权至高无上，可操纵治下子民百姓的生杀大权。这真可谓家乃小国，而国即大家。父系家长在家族内权力至大，“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易·家人》)而君王则是全国士民百姓的严父，“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书·礼三本》)。而国内各级地方政权的行政首脑，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属下百姓的父母官了。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亦即渗透于封建国家的社会整体。此层关系，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周易》所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①它清楚地表达了国家关系的先导和基石乃是家庭(家族)关系，这亦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精神的精义所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著姓望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曾经对当地社会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在社会生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任何区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都有一定的渊源和载体。一地著姓望族的生长演变，一定意义上即是该地区域文化承衍的主要载体，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生态与心态，及其所起作用和影响的综合，则是构成区域文化内涵和特点的重要渊源。明清时期的江南著姓望族，本质上是文化型的，即家族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都特别重视家族教育，“世以风雅相传”，读书、著述与藏书蔚然成风，诗礼传家，硕儒辈出，尤其是明清江东科甲之盛冠甲天下，许多家族都具有相当的文化积累，家族整体文化素质较高[2]。那么，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姓望族又是表现如何呢？
    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江南望族一般均有“忠君”之志而能尽忠报国，做到“家”、“国”双赢，从而亦使家祚绵长。
    诚如上述，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家是小国，国即大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3]，“家国同构”精神促使家族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忠君报国”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全体臣民的正宗传统思想。2001年夏季，笔者刚从学校教席退休赋闲，应友人邀请在浙西天目山区消暑旅游度假。该地森林茂密，烟峦滴翠，夏季平均气温25℃，处处清风送凉，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浙西古刹禅源寺附近一个山区乡镇的一户旧家大宅的门柱上，看到一付古楹联，上联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下联为“二件事：耕田读书”。明清时期的江南，望族士子大都具有“忠君”之志，而“忠臣孝子”之家则可谓比比皆有。上述那付古楹联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农耕社会一般士民的心态，也是明清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明清时期浙江“忠孝之家”型的望族颇多，诸如杭州钱塘县于谦家族、绍兴余姚县王阳明家族、余姚县的孙燧家族、山阴县刘宗周家族、山阴县朱篪家族、山阴县何诏家族、山阴县沈绾家族、湖州乌程县朱国桢家族、宁波府鄞县杨范家族、鄞县张煌言家族、鄞县钱肃乐家族、绍兴余姚黄宗羲家族；等等。其中，尤以绍兴府余姚县的孙燧家族最为典型。孙燧(1460-1519年)，字德成，弘治癸丑进士，正德十年(1515年)擢为右副都御史巡视江西。孙燧知悉宁王朱宸濠必反，乃不携家眷赴任，结果被宁王杀害。明世宗继位后，追叙孙燧之功，赠孙燧礼部尚书，赐谥“忠烈”并祠祀江西，赐祠名为“旌忠”。孙燧生有三子，皆以至孝闻名。同郡高官兼大儒王守仁(阳明)吊孙燧时曾赞曰：“公为忠臣，公之令子为孝子。”绍兴余姚孙氏“忠孝之家”的美名由是传遍天下。“忠烈公”孙燧正德己卯(1519年)以身殉国难，炳然树大节，其堪、墀、升等三子则贤孝相继，皆以文武鼎甲显世；诸孙、曾孙辈等后裔群又蝉联鹊起，“一门之中，文为儒宗，武为将表”，海内称“阀阅世家”②因此，绍兴余姚孙氏“忠孝之家”遂为后人津津乐道、赞美有加：“孙氏自(孙)燧及(孙)嘉绩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绪，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4]明末清初的浙江海宁人查继佐更是盛赞孙燧家族乃是“传世显荣”的华丽家族。③正是由于“忠孝”思想的深入人心，故在明清易代“鼎革”之际，浙东的张煌言、钱肃乐、刘宗周等望族士大夫或奋起参加抗清武装斗争，或者以“绝食”方式来为前明殉国。当时，望族士大夫王业泰(王守仁的玄孙，历史上最后一位“新建伯”爵位的贵族)为明朝殉国的悲壮结局颇为令人肃然起敬。崇祯十七年(1644)，时任明军都督的“新建伯”王先通(王业泰之父)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城时兵败被杀。王业泰即南下投效南明弘光政权，承袭了“新建伯”的爵位。清军进入南京城时俘虏了王业泰，多方劝诱王业泰降清、并许诺他可继袭“新建伯”爵位等优厚待遇。但王业泰坚持民族气节，慷慨陈词：“世受国恩，义不改节，得死报君父地下足矣。”④王业泰终遭清军杀害，浙江绍兴余姚王阳明文化世族也在悲凉中沉没了[5]209。
    明清时期，不独浙江多“忠臣孝子”之家，江南其他的诸如苏南(也称“江东”)、皖南等地“忠臣孝子”之家亦颇多。例如，明代苏南吴郡吴县洞庭东山镇陆巷村“莫厘王氏”的王鏊家族，也可称“忠臣孝子”之家。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曾积极鼓励臣民谏诤，强调：“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⑤明太祖朱元璋说：“忠臣爱君，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又云：“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⑥若以此种标准来衡量王鏊，王鏊可谓是明代中期一个大忠臣。王鏊(1450-1524年)，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人称震泽先生。明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及第，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鏊担任皇帝近臣侍讲学士时，谠言尽忠导帝上进：“进讲必分别天理人欲，君子小人。每至治乱用舍之际，言之恳恳。上以方春，出游后苑，左右谏不听，公讲《文王无盘于游田》一章，反复千言……上自是不复出矣。”[6]可见，抱有“忠君”之志的王鏊，他就是用其忠谠来向青年君主(明武宗)进谏、引导君主上进的。正德时阉官刘瑾擅权，刘瑾的党羽日益嚣张，祸流绅，王鏊又置生死于度外，与韩文等大臣奏请诛杀刘瑾及其党羽“八虎”等。事虽不行，但王鏊的忠君言行和胆识则为同僚廷臣们所折服、钦佩，故在他辞官后乡居十四年间，廷臣们还是对他“交荐”不断。⑦尤其是，王鏊的“忠君报国”思想也极大地影响其子孙后裔等族众。万历年间，王鏊的曾孙王禹声(1548-1611年)，字遵考，号闻溪。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进七，历刑部主事、工部郎中、承天知府等职。其时正值权阉专横，王禹声乃“牒报上官，直列二阉激变状”，因其言行忤逆权阉而被罢官归里：“坐削籍归，归数年卒”。[7]王禹声这种恪遵祖训、不辱家声的崇高品格受到了后人的赞扬，其族人王仲鎏对他称赞云：“昔文恪公(王鏊)当武宗时为宰辅，而内困于逆(刘)瑾；公(王禹声)当神宗时为太守，而外尼于奉茂，何后先一辙也。”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