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望族中“忠臣孝子”之家，由于望族士子、士大夫们一般均有“忠君”之志，他们大都能够尽忠报国，于是往往能达到“家”、“国”双赢，不仅为国尽忠出力，而且也使家运鼎盛、家祚绵长。例如，明代浙江处州府青田县的开国元勋刘基家族，因是“忠臣孝子”之家，故亦家祚绵长，竟能成为与大明皇朝相始终的江南望族[5]193－201；明代浙东绍兴府余姚县的“忠烈公”孙燧望族，更是集忠、孝、文、武于一门，前后有子孙后裔十一人进士及第入仕为官作宦，二人位登后阁，六人卒后蒙朝廷赐谥，后人赞曰：“孙氏自(孙)燧及(孙)嘉绩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绪，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之《姚江孙氏世传》)而苏南(江东)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的莫厘王氏，该望族士大夫自“山中宰相”王鏊坚持儒家忠谠之道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王鏊第十四世孙王颂蔚(公元1848年-1895年)，少负盛名，与袁宝璜、叶昌炽并称“苏州三才子”。光绪六年进士及第后历任户部主事、军机章京。王颂蔚尝言：“京曹官惟科道尚可抒其忠谠，以补朝政之缺耳，若我所居职，终日疲精于抄写，役形于案牍，直吏胥事，一旦得居言路，踵朱蓉生、梁节庵后，我愿足矣。”[8]颂蔚之子王季烈(字晋余，号君九，系王鏊第十五世孙)，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进士，官至学部专门司郎中，诰授通议大夫。娶郑氏，诰封淑人。生有七子、三女。总之，洞庭东山镇陆巷村的莫厘王氏望族，自明代文渊阁大学士王鏊(1450-1524年)后一直瓜瓞绵绵、子孙不绝，而又科第相继、簪缨联翩，故竟能成为贯联明清两代的江南著姓望族。
    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江南望族士大夫以“市隐”人文心态在亦出(世)亦入(世)、似出(世)似入(世)的夹缝中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众所周知，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时期，君权至高无上，帝王操纵帝国全体臣民的生杀予夺之权，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身处庙堂的殿阁大臣，也是帝威不测，“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则随时可招致杀身之祸；遑论身在江湖的山野草民了。尤其是，明、清王朝对江南的封建统治又尤为严厉。由于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斗争时，“张士诚据有吴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9]于是朱元璋在削平群雄建立了大明王朝后，便对江南实行苛政：迁富户、重赋税、杀士人等一系列的高压政策和残酷镇压随之而来。明洪武三年(1370)庚戌，迁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无田之民四千余户至皖北临濠垦田，又移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于凤阳。同时，又对江南课以重赋，以致“天下之赋莫重于东南，东南之赋莫重于吾苏”。[10]不仅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又对江南士子进行摧残。明太祖迭兴文字狱、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在其繁密的文网和文化高压政策下，明初苏州府长洲县大名士高放(公元1336年-1374年)等一批江南文士被戮杀，与高啟友善的“吴中四杰”或“北郭十子”中的杨基、张羽、徐贲和王行等江南吴地才人俊彦，竟无一善终。朱元璋抛弃了“刑不上大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老传统，发明了“廷杖”制度，即在庙堂大殿上杖责大臣，以此来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他的侄儿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都被廷杖致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则被当众鞭死。终明一代，廷杖作为威慑公卿、维护皇权的残酷手段，经常被滥用，使得“天下莫不骇然”。据叶子奇撰《草木子》一书记载：当时京官们都人人自危，每天早晨离家去上朝时，都要与妻子、儿女相互诀别，挨至晚上平安回来，一家相庆，即庆贺又多活了一天！同样，清朝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在实行恢复科举、开设“博学鸿词科”和南巡召试等怀柔政策羁縻封建士子的同时，又交替使用了文网繁密的文化高压政策，屡兴“科场案”和文字狱来对付汉族绅地主，特别是对江南缙绅、封建士子进行摧残和打压。箍制异端，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统治。
    那么，面对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摧残、箍制，江南缙绅和望族士人又是如何处置呢？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和文人，一般而言，其在成功、得意时是儒家，都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学会文武艺，售于帝王家”，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其遭受挫折(诸如科场不利、仕途坎坷)、失意时则又往往变成了释、道，崇尚师法自然的田园理想、追求一种远离尘俗的出世的浪漫主义。而明清时期的江南封建士子、特别是江南吴地文化世族的士大夫，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士，他们则在“入世”、“出世”或者“兼济”、“独善”之间，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所谓“市隐”生活道路。其实，“市隐”心态并非江南吴地士人所始有，它更不是元明之际的产物。早在东晋时诗人王康琚的《反招隐》一诗中已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之句。后来，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其《中隐》一诗中则又将隐逸心态扩展为“大隐”、“中隐”、“小隐”等几个层次：“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其间，既有晋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式的隐逸，也有将梅树当妻室、把白鹤当儿子的宋朝林和靖式的隐逸。但成为一种普遍的人文心态，其涵盖面竟遍及一个地域，则肇自明初，迨至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1465-1566年)四朝这一百年间得以充分发展，稳定成江南尤其是其中的苏松吴中地域性的文化精神，即特定时空间群体性趋从的一种意识形态。[11]这是颇具江南特色的隐逸心态，它既无须如同释、道宗教人那样终年隐居深山老林专心修炼，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归隐山林与世隔绝，而是把隐逸的地点从山林转到了城市：“虽居市廛，如处岩壑”。⑨诚如明代朝廷名臣兼著名文学家的苏州府娄东人王世贞(1526-1590年)对虽然不曾有过科举功名的隐君子、却又能得享天下大名的松江府华亭大名士陈继儒(1558-1639年)所言那样：“市居之迹于暄也，山居之迹于寂也，惟园居于季孟之间也。”⑩于是，在那种隐于朝市的“市隐观”的时尚理论观照下，“大隐隐于市”，只要“内无所营，外无所冀”，[12]只要不像人们所熟悉的唐人借“隐居”为名成为平步青云的终南捷径那样，亦即如果能够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超脱，那么就处处可以隐，不仅城市可以隐，即使当官作宦也一样可以隐，可以隐于医，可以隐于诗、可以隐于画、可以隐于旅，那简直就是无往而不可隐了，亦即“市朝无拘管，何处不渔蓑？”而且认为隐于市朝者尤为难得，故目之为“大隐”。文征明在《顾春潜先生传》中对“市隐”则有更加透彻的解释：
    “或谓昔之隐者，必林栖野处，灭迹城市。而春潜即仕有官，且尝宣布于时，而随缘里井，未始异于人人，而以为潜，得微有戾乎？虽然，此其迹也。苟以其迹，则渊明固曾为建始参军，为彭泽令矣。而千载之下，不废为处士，其志有在也。渊明在晋名元亮，在宋名潜。朱子于《纲目》书曰：‘晋处士陶潜’，与其志也。余于春潜亦云。”[13]654－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