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文字可见，文征明认为“林栖野处，灭迹城市”已经不能作为判定处士隐者的标准，身处市井里巷之人只要其“志有在也”，那么也就仍然不失其文人处士的本色。故自明代江南吴门大名士文征明(1470-1559年)上述此言一出，“市隐”说即从行为到理论都获得了圆满的佐证和支撑点，江南吴地“市隐”人文心态之风于是亦就愈盛。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吴尚书宽》认为：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1465--1566年)，江南吴地“绅首称匏翁(吴宽的号)，布衣首推白石翁(沈周的号)”。按：吴宽(明苏州府长洲人，1435-1504年)字原博，号匏庵。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会试、殿试皆第一，金榜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明孝宗即位，预修《宪宗实録》，进少詹兼侍读学士。丁忧后，入东阁，专典诰敕。弘治十六年(1503年)进礼部尚书，次年卒谥“文定”。后人评说：“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11)明人苏南吴郡吴县洞庭东山镇王鏊在他的《吴宽神道碑》中说到吴宽在京城为官时的“市隐”心态及其行为：“公(吴宽)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热。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杂萌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12)王鏊在他所撰的另一文《送广东参政徐君序》中则又比较具体地说到了当时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的吴宽与给事中陈玉汝、御医周原己、武选郎中徐源以及作者王鏊本人等一批在京供职的江南吴地籍士大夫们在天子脚下的京师“大隐”生活状态之一斑：“少詹有园曰一鹤，亭曰玉延，庵曰海月。陈(给事中陈玉汝)有半舫斋，周(御医周原己)有传菊轩，武选(武选郎中徐源)有超胜楼，予家有小适园。花时月夕，公(吴宽)退辄相过从，宴集赋诗，或联句，或分题咏物，有倡斯和，角丽搜奇，往往联为大卷，传播中外，风流文雅，他邦鲜俪。”(13)可见，这些在京城当官作宦的江南吴地籍望族士大夫，他们在京城都拥有自己的园林与亭、楼、轩、庵，每当花时月夕，彼此“辄相过从”、“宴集赋诗”，真正的“风流文雅”之极！试想，吴宽、王鏊等江南吴地籍的文化世家望族士大夫在天子脚下的京城已经表现出了“他邦鲜俪”的“市隐”风貌了，那么在他们的故乡即江南之吴中地域，望族士大夫此种“市隐”风范之盛则可想而知了。
    明清时期，江南吴地“市隐”人文心态的承衍载体主要是当地的文化世族。文化世族和豪门右族、科举簪缨世家同属著姓望族之列，但他们之间却又有所区别。明代吴门文化名人文征明(1470-1559年，明苏州府长洲县人)的后人文含在《文氏族谱续集·序》中曾不无自豪地说：“吴中旧族以科第簪缨世其家者多有，而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则莫如文氏。”(14)文化世族可能同时又是科第簪缨世家(例如，本文中的江南吴门长洲文征明家族即是这种簪缨世家、文化世族“双肩挑”的名门望族)，但科第簪缨世家却并非就是文化世族。簪缨世家和文化世族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的家祚所维系的命脉大都是政治、经济转化的物质因素，故簪缨世家往往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后者所承传的则更多的是心态因素、精神因素，即所谓“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而师资源委，实以兴之”，(15)而文化和精神的因素积之弥深，则续之弥远，故文化世族例如吴门长洲文氏望族即能够“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也。
    吴门长洲文征明家族历史悠久，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西汉景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文党(字仲翁)，故《文氏族谱续集》称：“吾文氏系出汉蜀守翁之后。”(16)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文时从征南唐，留镇江西，遂家庐陵，是为庐陵文氏始祖，该支十三世祖文天祥(1236-1283年)即临刑作《正气歌》的抗元民族英雄，而十二世祖文宝则迁至湖南衡山。文宝是为文氏衡山派始祖。其后，文氏衡山派的文惠入赘于江南苏州张氏，文惠则为江南吴门文氏的始祖。吴门长洲文氏在落籍苏州之前均系武人，“世以武胄相承”，以武功而被授官者甚众。在文惠入籍苏州后，文氏家族“始业儒，教授里中”。[13]710江南吴门长洲文氏从此弃武从文，走上了读书科举之路。文惠之子文洪(字公大，号希素)系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举人，官涞水县教谕。能诗，有《涞水集》、《括囊诗稿》等。文惠的二个孙子文林、文森均是进士及第。文林(文洪长子，字宗儒，1445-1499年)系成化壬辰进士，历知永嘉、博平二县，迁南京太仆寺丞，终官浙江温州知府。有《琅琊漫抄》、《文温州诗》。文森(文洪次子，字宗严，1462-1525年)系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丁未进士，授庆云知县，历监察御史，官至右佥都御史。曾与修《宪宗实録》。文林之子文征明(文惠的曾孙，1470-1559年)：初名璧，号衡山，即是誉满海内的明代江南大名士。从吴宽学文章，从李应桢学书法，从沈周学画。他既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与沈周、唐寅、仇英号称“吴门四大家”；他又擅长诗文，才高八斗，与唐寅、祝允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但他虽然文坛得意，却科场蹭蹬，屡试而不获中举。正德末，在其54岁时才以岁贡生荐试吏部，授翰林院待诏。然他却又因保持人格尊严而不奴颜权贵，尤不肯为藩王、中官作画。故旋即致仕归里，“市隐”故里潜心书画创作数十年，其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时人美誉他为“四绝”的全才，并称他“主中吴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文征明及其子孙后裔文彭、文嘉、文元发、文元善、文肇祉、文震孟、文震亨、文从简、文从昌、文秉、文乘、文柟、文点等文氏文化家族链中的众多文化名人在文学、史学、书画艺术和园林等诸多领域皆有杰出贡献，江南吴门长洲文氏因此而成为明清时期闻名海内外的文化世族。[5]335－337明清时期，类似吴门长洲文氏家族那样的文化世族在当时的江南吴地甚多，例如，前述的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陆巷村王鏊所属的“莫厘王氏”、苏州府长洲县的吴宽家族也均为其时吴门颇为著名的文化世族。此外，当时苏州府长洲县的彭启丰家族、申时行家族、韩菼家族、徐陶璋家族和苏州府吴县的缪彤家族、洞庭东山镇严经家族、吴钟骏家族、木渎镇冯桂芬家族、袁尊尼家族及苏州府元和县吴廷琛家族、朱希周家族、陆肯堂家族，与苏州府吴江县“全孝翁”吴山家族(清初著名边塞诗人吴兆骞即出此族)、吴江县叶绍袁家族、松陵镇沈璟家族，以及苏州府常熟县的孙承恩家族、赵用贤家族、严讷家族、瞿景淳家族、归允肃家族、钱谦益家族、翁叔元家族和苏州府昆山县的叶盛家族、归有光家族、昆山县千墩镇顾炎武家族、昆山县城厢镇徐乾学家族，等等，也都是明清江南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文化世族，(17)而这些家族中产生的诸如王鏊、王世琛、王禹声、王芑孙、吴宽、叶盛、严讷、归有光、归允肃、朱希周、朱骏声、汪绎、沈璟、赵用贤、袁廷梼、钱谦益、顾炎武、徐乾学等等文化名人，则无疑都在明清江南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