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苏州府长洲文征明家族、吴县的洞庭东山镇“莫厘王氏”和吴宽家族及吴江县沈璟家族等诸多文化世族，就是明清时期江南吴地“市隐”人文心态的主要承衍载体。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来实现自己“市隐”的途径呢？这主要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文人雅集、寻胜纪游、品茶神聊以及写诗、绘画等文艺创作诸方面，亦即所谓“明季江南文人有‘隐逸气’，就是从他们这种趣味生活和艺术生活的选择中流露出来的。”[14]明代江南吴地文士雅集结友之风甚盛，所谓“吴中盛文会，济济多英彦”。(18)例如，文征明父子与袁氏兄弟在“闻德斋”的雅集，以及文征明、陈淳、吴爟等的“东郭十友”，皆是著名的文士之会。他们以文会友，通过雅集聚会来诗酒唱和，品文论画，来度过淡定自若、舒心惬意的“隐逸”生活。文征明家族的文氏成员又经常与三五情趣相投的文人雅士结伴出游，他们一起去苏州乃至江南地区的名胜古迹地访游。这种访胜纪游与他们的书画、诗文等文艺创作相结合，则又构成这些文化世族的士子、士大夫隐逸生活的重要部分。另外，品茗、饮茶自古以来即属雅事，故品尝名茶香茗也往往与“市隐”相联系，茶寮也就成为“隐于朝市”的一大佳处。文征明曾创作《惠山茶会图》、《品茶园》等画品。文征明的曾孙文震亨(文震孟的胞弟、文元发次子、文彭孙，1585-1645年)则又设计了一个令人想往的品茗佳境：“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淡。寒霄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15]
    在中国传统隐逸文化中，私家园林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以文会友、诗酒唱和、品诗论画乃至饮茶品茗，在在皆需要一个赏心悦目、高雅舒适的场所，而最理想的场所则莫过于园林了，因为它最富有文化标志意义：“园林是隐逸人格精神最直观感性的外化物之一，也是将隐逸本质贯彻得最彻底的艺术样式。园林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归隐羡隐的士大夫在政治受挫后的心理失衡，并完成其人格精神的改造与构建。”[16]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士大夫将园林建筑同诗词、绘画艺术等创作结合在一起，以梅、兰、竹、菊、松、荷及山水、怪石等自然界的存在，作为自己人格的象征，并从中感悟到它们与自己的共鸣。我们仅从前述王鏊撰写的《吴宽神道碑》、《送广东参政徐君序》二文中已经领略了一些园林的诗酒唱和、以文会友等功能，文章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在京供职的江南吴地籍缙绅士大夫京城都拥有自己的园林，如时任少詹兼侍读学士的吴宽有“一鹤园”、“玉延亭”和“海月庵”等园林，给事中陈玉汝有“半舫斋”，御医周原己有“传菊轩”，武选郎中徐源有“超胜楼”，作者王鏊本人则有“小适园”；他们公干下班闲暇时彼此“辄相过从”，就在上述这些私家园林“宴集赋诗”，洒脱地消遣、休闲，这种“大隐隐于市”的隐逸生活真是“风流文雅”之极！吴宽、王鏊等江南吴地籍官员在天子脚下的京城都已经拥有自家的私人园林，那么在他们的故乡江南吴地，构造园林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童寯《江南园林志序》云：“吾国凡有富宦大贾文人之地，殆皆家族园林之所荟萃，而其多半精华，实聚于江南一隅。”(19)明清两代，是江南私家园林建筑的鼎盛时期。江南园林的勃兴，大约在明代中叶以后，史载：“嘉靖末年，海内宴然，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20)明代云间华亭名士何良俊(1506-1573年)在所撰《西园雅会集序》中记载了明朝嘉靖以来江南各地竟修园林的情况：“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嬴，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略市肆民居大半。”(21)生活于明末清初的上海著名文人叶梦珠，他回忆起晚明松江府城内园林之盛时也云：“余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杂，交衡比屋，阛阓列廛，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22)但是，江南区域则以吴地苏州的园林尤多、并以苏州园林最为著名。这正如明代苏州府娄东太仓文人陆容(1436-1497年)所说：“江南名都，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盛。”(23)明代苏州府属各县大约有园林合计达250多处，迨至清代苏州园林数量则更加可观，并且名园凸现，诚如清代嘉庆壬午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的梁章钜(1775-1849年)所言：“吴下园亭最盛，如齐门之吴氏拙政园、阊门之刘氏寒碧庄、葑门之瞿氏网师园、娄门黄氏之五松园。其尤著者，每春秋佳日，辄开园纵人游观。”[17]我们纵观江南私家园林，尤其是明清江南苏州园林，其园主大多是得志官绅、富商大贾或是归隐文人士大夫。前者(得志官绅、富贾)姑且不论。与本文关系密切者，乃是明清时期那些由失意或退隐官员为消遣避祸、标榜“宁静致远”而自娱自乐而建筑的苏州私家园林。例如，坐落在苏州城东北街的拙政园，它“虽由人作，宛若天开”，(24)集中体现了江南园林的精湛造园艺术，是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拙政园最早的原创园主是明代苏州府吴县人弘治六年(1493年)癸丑进士王献臣，他仕途坎坷，早年虽曾擢御史巡按大同，但旋以细故为东厂所诬，谪为上杭县丞。后复以前巡按大同事再遭东厂诬奏，再谪广东驿丞。王献臣受诬罢官后归隐苏州故里，寄情于东北街一隅，以大弘寺废址建别墅，并取西晋潘岳《闲居赋》中“灌园鬻蔬……是亦拙者之政也”之意，题名“拙政园”。当时吴门画派的大家文征明参与了该园的设计，并作有《拙政园卅一景》图。可见，失意官员王献臣是要以此园来实现他终老林泉的愿望。而位于苏州阔家头巷的网师园，其最早创建此园的园主是南宋的侍郎史正志，他在京师遭弹劾罢官后流寓吴中，首先在此建堂筑圃，花园称“渔隐”，堂号则名“万卷”，他本人又自称是“吴门老圃”。后来，又将花园改称为“网师”，意即渔夫、钓叟。柳宗元有“独钓寒江雪”之诗，内含“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意，可见，此网师并非寻常的渔夫，而是隐于江湖的高士。将园林取名为网师园，意即“渔夫叟之园”，又可见园主那种淡定自若、终老江湖的“市隐”人文心态。再如，苏州现存古典园林中历史最悠久的沧浪亭，它至今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沧浪亭位于苏州护龙街(现改名为人民路)的南首，其最早的原创园主为北宋诗人苏舜钦(公元1008年-1049年)。苏舜钦出身于北宋四川一个文化世族，其胞兄苏舜元(1006-1054年)进士出身，官至三司度支判官。他俩的祖父则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庚辰进士、状元及第的苏易简(958-997年)，曾官拜参知政事。苏舜钦原籍四川绵州盐泉，字子美，晚号沧浪翁，系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甲戌进士，少有大志，入仕后累迁至大理评事。庆历中，因名臣范仲淹推荐出领集贤校理，进监奏院。他和岳父杜衍都与范仲淹主新政，故多遭保守大臣们的谗陷，于是苏舜钦乃罢官流寓江南苏州，买水石建筑私家园林以自适，起园名“沧浪亭”即取《楚辞》中的隐逸之句。他工诗文，又善草书，其“墨宝”则多为时人所传。苏舜钦建筑沧浪亭后，亲撰《水调歌头》一首，云：“潇洒太湖岸，淡泞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泞湾。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时憔悴，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人云“自古圣人不寂寞”，但是这首宋词却多少流露出苏舜钦因被谗陷遭降职而不甘寂寞之情，闷闷不乐的苏舜钦不久终于英年早逝了。沧浪亭历经沧桑，它经历了由亭变为庵，又由庵变为亭的曲折过程。南宋绍兴年间，该园林为韩世忠所有。由元至明初，则废为僧舍。明嘉靖时，就其遗址建筑韩蔪王(世忠)祠，文瑛和尚则在大云庵旁恢复了沧浪亭。明代苏州府昆山文化名人归有光(公元1506年-1571年)曾特地撰写《沧浪亭记》一文，生动地记述了文瑛和尚修复沧浪亭的缘由及其变迁过程。作者归有光在文中有的放矢地大发议论，认为历史上的君臣将相争霸立业，虽极一时之盛，但最终功名富贵还不是“皆无有”？同沧浪亭的为人们热爱相比，其原创园主苏舜钦虽然被谗陷而长期放废并且英年早逝，但由于他“所至皆有善政”(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以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因而能够名垂千古。入清后，康熙年间又改建为苏公(舜钦)祠，商丘宋牧仲寻访遗迹，又构亭于假山之上，因得文征明隶书“沧浪亭”三字，便作为园林匾额了。又如，那座位于苏州府吴江县同里镇上的退思园，其园主任兰生(1838-1888年)字畹香，号南云。同治年间，赐内阁学士。光绪三年(1877年)任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其管辖区域是皖中的凤阳、颍川、六安、泗州两府两州之地。光绪十年(1884年)任兰生被弹劾落职还乡，在同里镇创建了私家园林“退思园”。园名“退思”，即取“退而思过”之意，典出《左传》：“林父子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25)等等。由上述可见，拙政园、网师园、沧浪亭、退思园等明清江南吴地古典园林，其原创园主的最早造园初衷，或多或少地皆具有“市隐”人文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