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江南望族官绅努力为“江南减赋”呼吁与晚清时由于吴地望族官绅各方的耦合力争而终使“江南减赋”获得成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20]江南重赋由来已久，在明清两代尤其剧烈，其中又以苏、松二府最为突出。唐朝中期的韩愈已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可见江南重赋早在公元八九世纪之交即初肇其端。明朝弘治年间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丘濬曾云：“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30)清代，康熙初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也说：“然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唯苏、松为最。”(31)江南在重赋压榨下经济十分不景气，“民穷财匮”而“无处不苦”，这正如明人黄廷鹄在他的《役法原疏》中早已指出的那样：“国家财赋，耑倚三吴，而苏松独甲于天下，则其劬劳疾痛之状，亦独倍于天下，第今民穷财匮，十室九空，无处不苦，而苏松为甚。”(32)在重赋的剥削下，江南苏松二府百姓，特别是佃种重赋官田的农民，为支付沉重的赋税，“卖屋者有矣，卖田者有矣，卖牛者有矣，卖子女者有矣，脱妇人簪珥者有矣”。(33)清朝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在他首次巡视江南回京后，训示即将离京南下赴任的江苏巡抚田雯时也说：“向闻江苏富饶，朕亲历其地，见百姓颇多贫困。尔至彼地，当以爱养民生为要。”(34)康熙年间工科给事中任辰旦则云：江南开张铺面形似繁荣者，实际上乃是一种仅在城市中呈现的虚假盛世，江南广大农村的真实情况是“至于乡镇村落，则居者半是草屋，服者半是单衣，妇子之啼饥号寒，实与瘠薄之区无以异地。”[21]
    关于江南重赋的原因，自明以来众说纷纭。现代中国史学界的伍丹戈、林金树、樊树志、杨亚非、郭厚安、唐文基、韦庆远、范金明等对于明清江南重赋问题均有研究，先后撰文加以探讨。上述诸家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依照明清文人学者的成说，也主张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怒民(江南吴地百姓)附寇(张士诚)”的原因，诸如伍丹戈(撰文《明代的官田与民田》，载《中华文化论丛》1978年第1期)等人；二、是认为重赋问题是与江南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江南农业经济的高水平发展及其所带来的较其他地区富庶的农家经营，可谓是“江南赋重”的根本原因，持此说者有樊树志(撰文《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载《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郭厚安(撰文《明代江南赋重问题析》，载《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范金明(撰文《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等；三、认为导致苏松重赋的原因在于苏松二府历来官田多，并且官田之赋苛重，持此说者有林金树(撰文《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重赋问题》，载《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杨亚非(撰文《明代苏松嘉湖地区重赋之由》，载《江南学刊》1983年第5期)、韦庆远(撰文《明代“江南赋税畸”原因辨析》，载韦庆远著《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行)、唐文基(撰文《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载《明史研究论丛》第4期)等等。笔者已往对江南重赋历史问题关注不够、认识不足，但自从较多地接触了此历史问题的史料后，则认为江南重赋问题既由来已久、又十分复杂，虽然上述伍、林、樊、杨、郭、唐、韦、范等各家所说皆言之成理，但我们又不能孤立地看待江南重赋问题，故如将上述各家所言汇集成一说，那么离开“江南重赋”原因的完整答案则会更近些。这其中又必须指出：即明清封建统治者对江南百姓的“重鞭抽快牛”这一招，也是“江南重赋”的重要原因之一。试想，如果在贫穷的边远地区或者虽属内地中原但却是土质瘠薄的不毛之地，那里的百姓终年辛勤劳作也难以温饱，封建统治者对那里的百姓敲骨吸髓也榨不出多少油水，又怎么能够对其实施什么“重赋”政策呢？然江南则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向有“苏杭熟，天下足”的美誉，加上江南百姓历来勤劳、淳朴又比较柔弱，缺乏抗争精神，故历代(特别是明清)封建统治者当然也就乐得对江南百姓“重鞭抽快牛”，油水多榨一分是一分地供其挥霍享受。明清时期，如果在江南多产生几位李自成、张献忠或者洪秀全式的农民起义领袖，那么一部“明清江南赋税史”可能要改写了。
    江南重赋明清时尤烈，而以苏松二府最为突出。基此原因，明清以来在朝野官宦士大夫中对于要求实施“江南减赋”的呼声甚高，特别是江南吴地籍的望族士大夫这种要求“江南减赋”的言行颇多。例如，明代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莫厘王氏”望族的王鏊(1450-1524年)，他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进士及第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不仅文章优长，而且为官正直敢言，被吴门大才子唐寅誉称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王鏊晚年积极倡导江南减赋，他在一篇《吴中赋税与巡抚李司空》文中说：“今天下财赋多出吴中，税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指出吴中税额之高而导致了吴中地区“贫穷多流，里甲坐困，去往相牵，同入于困……故贫者皆弃其田以转徙，而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役。近年吴下田贱而无所售，荒而无人耕。”[22]王鏊此文，可谓是明清时期江南望族士大夫对于“江南减赋”努力的先行者。虽然当时的明朝封建统治者并未如王鏊所请那样实施“江南减赋”，但多少也有所触动，故迨至明代嘉隆年间在江南一些州县试行“一条鞭法”以减轻江南一些州县农民的负担，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酉苏州府、松江府出现了“照田多寡为轻重，凡大小差役总其徭役数目，一条鞭征充”。(35)迨至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海瑞任应天巡抚时，他又将嘉靖末年巡按浙江的御史庞尚鹏在余姚、平湖等地试行的一条鞭役法在其辖境应天加以推广。但江南广大地区并未真正减赋，江南百姓赋税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对此，万历初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年)也有较深的认识，他曾对当时的应天巡抚宋仪望(字望之，号阳山)说：“来翰谓苏松田赋不均，侵欺施欠云云，读之使人扼腕！”张首辅明确表示：“不于此时剔刷宿弊，为国家建经久之策，更待何人！”(36)但“使人扼腕”的是，没有等到张居正将江南重赋的“宿弊”加以“剔刷”，使江南的百姓也能“均粮足民”，这位台阁重臣的大改革家张首辅即撒手西归，“张居正改革”亦即就此打住。此后，明朝的国政每况愈下，国库日益不盈，张居正的那位不良门生明神宗为了满足其荒淫奢侈的生活，竟然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去各地为他聚敛财富。试想，这样贪婪的封建君主又怎么可能为江南“减赋”呢？入清后，也曾有不少朝廷官员曾为“江南减赋”发出呼吁，有的更明确地为“江南减赋”向朝廷进呈奏本。例如，康熙二十二年任辰旦即向清圣祖进呈《工科给事中任辰旦为酌减苏松之赋额以均国课事题本》，云：“工科给事中臣任辰旦谨题，为请酌苏松之赋额，以遂民生，以均国课事。……(由于重赋，江南)乡镇村落，则居者半是草屋，服者半是单衣，妇子之啼饥号寒，实与瘠薄之区无以异也……今百姓幸生唐虞三代之事，此真千载一时，偿不为之酌量裁减(赋税)，更复谁望用敢仰请乾断敕部议。……定为苏松之赋，则即不然亦请从稍减。减一分，百姓免一分之困；减一厘，百姓沐一厘之惠。……以苏松百姓数百年呼天吁地，而一旦蒙恩于今日，垂诸百代史册有光。”[21]任辰旦(1617-1686年)字千之，号待庵，清浙江杭州府萧山县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大理寺丞。这是位颇为干练的江南望族士大夫，在他担任上海知县时治绩考评为“最”。他的上述题本在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进呈，清圣祖在本月十五日即批示：“知道了”，并且“该部知道”。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时机尚未成熟，清中央朝廷并没有给江南实施“减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