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江南减赋”时机成熟的是清季的“庚申之难”。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东征，连克常州、苏州，并在苏州建立了太平天国的苏福省。这次“庚申”战争对苏州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它不仅死人无数，而且经过这场屠杀焚毁的兵燹后，繁盛的苏州变得十分萧条：“金阊门外，南北两濠，附郭临流，旧为闹市，实烟月之作坊，鲜风骚之名迹。庚申(1860年)之役，景物一变，昔之列屋连云，今则荒丘蔓草矣；昔之燕舞春风，今则狐嗥夜月矣。盛衰转眼，过客兴悲。”(37)苏州的大批官绅、富商纷纷逃至上海的租界避难，“庚申之难”不仅成为苏州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也促成了“江南减赋”时机的逐渐成熟。战争中吴地人口大量死亡，使得江南苏松常等郡耕地荒芜，农业萧条。两年后，太平天国“天京”被清军攻陷，江南再次遭受战争的洗劫，江南许多州县更是遭难落荒：“自昆至苏境，转荒落。金阊门外，瓦砾盈途，城内亦鲜完善。虎邱则一塔仅存，余皆土阜。由是而无锡，而常州，而丹阳，蔓草荒烟，所在一律。”[23]
    在清朝咸丰末、同治初的太平天国晚期，最早为“江南减赋”做努力的是江南吴地望族代表、时任太常寺卿的潘祖荫(1830-1890年)，他在太平军攻占苏州之后的第七天，亦即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四月二十日，就向咸丰皇帝进呈《敬陈救时八策》，在该文的第二策“收人心”之中，他首次提出要豁免江南积欠钱粮：“江浙皖豫历年民欠钱粮……款项已属虚悬，虽征亦无实济。合无仰肯天恩推广，万寿恩昭，刊刻誊黄，大普皇仁，概予豁免。……臣所谓收人心者此也。”(38)次年十月，潘祖荫又进呈《请免钱粮、汰厘局、严军律、广中额疏》，奏请清廷：“免各省之钱粮以苏民困也。……即如去年(1860，庚申)苏州失守……闻彼此贼人(对太平军的污蔑称呼)，已先遍张伪示，概与蠲除。……民贫为盗，势所必然，而贼又诱之以利，结之以恩……”故潘祖荫审察当时江南现状而恳切请求清中央朝廷把当时历经兵燹的江南之“府厅州县钱粮即行豁免，其附近各州县亦行酌量减成”。(39)随着江南战局的不断发展，江南地方士绅与督抚的势力也日益膨胀。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不仅控制了大量的军队，而且其幕府聚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据统计，两江总督曾国藩(1811-1872年)幕府经其举荐日后官至总督者有13人，巡抚者有13人，提督、布政、道府者有100人。[24]太平天国失败后，以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1823-1901年)为代表的东南地方督抚专政的局面大致形成，已成为当时左右清廷的重要政治力量。而当时苏州府吴县的大阜潘氏望族的潘祖荫、潘曾沂、潘曾涛、潘曾绶等杰出人物就是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东南督抚为坚强的政治后盾，利用大阜潘氏望族控制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有效社会资源，由各种力量的耦合力争而使“江南减赋”终获成功。[25]
    苏州“贵潘”支潘氏，其先世居皖南徽州歙县北岸镇大阜村，原是徽州商贾世家。明末清初，其二十四世祖潘仲兰(谱称“筠友公”，1609-1677年)在江淮间经营盐业，始侨寓苏州南濠。清代康熙初年，其二十五世祖潘景文(谱称“其蔚公”，1639-1706年)正式卜居苏州城厢黄鹂坊桥巷，成为大阜潘氏迁徙苏州府吴县的始迁祖。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迨至清代乾隆以后该支迁苏州潘氏遂发展成为苏州门第煊赫的官宦世家兼文化世族，科第相继，世代书香。从乾隆中期至光绪末年的一百二十余年间，潘氏先后计有三十五人在乡试、会试中金榜题名，中举者二十六人，成进士者九人(其中状元一名、探花二名)，其他取得贡生、监生、诸生等科名者则是不计其数，遂成为清代苏州彭、潘、申、顾四大科举家族中仅次于彭氏的一等著姓望族。此即为迁徙苏州潘氏的“贵潘”支，它有别于清代由徽州歙县迁徙苏州的潘氏另一支“富潘”。[5]145－146
    自潘奕隽、潘奕藻兄弟先后进士及第，成为大阜潘氏迁入苏州后力学“张儒”、科举入仕从而富贵兴盛的契机。此后，苏州的大阜潘氏便科第相继，簪缨盈门。其中的潘世恩(字芝轩，号槐堂。奕基次子、潘冕孙、潘兆鼎曾孙、潘景文玄孙、潘仲兰来孙，1769-1854年，潘氏第三十世)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及第，累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是清代著名的“状元宰相”。大阜潘氏人才辈出，代不乏人，正如晚清显宦李鸿章为潘氏第三十一世潘曾玮宅题写的“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匾额所示那样。而潘氏望族中的潘奕藻、潘世恩、潘祖荫等高官又均位居显要，故其门生、同年、座主、同僚等关系遍布全国，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翁同龢、阮元、俞樾、彭启丰、彭绍升、李慈铭、吴钟骏等达官显要、学者名流都与潘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潘氏构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其同年、门生的关系则往往借助于地缘关系而结成更为关系密切的“通家之好”甚至姻亲关系，这些原因都构成了潘氏成为清代江南一等望族巨绅的有效社会资源。迨至晚清，苏州大阜潘氏望族的头面人物潘祖荫(1830-1890年。字伯寅，号郑盦，是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的“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孙。咸丰二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及第，授编修，在南书房供职近四十年，光绪年间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勤)即利用潘氏望族多年来控制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有效社会资源，耦合各种力量共同促成了“江南减赋”最终获得成功。
    江南减赋，就苏州大阜潘氏望族而言，最早酝酿于潘世恩。据潘曾绶墓志铭记载：
    “同治三年，吴中大乱克平，百物凋尽，尚书(即潘祖荫)思所以救乡里佐中兴者，惟减漕 赋一事为最重，而军饷方急，度支累空，非常之举，难于发言。复请于公(潘曾绶)，公曰：‘此先太傅(即潘世恩)之夙志，未得闲以请，汝勉之。天子仁圣，万一得请，吴事毕矣！’尚书(即潘祖荫)遂斋祓入告，竟荷愈旨，三吴千里欢声如雷。”(40)
    可见，“江南减赋”乃是苏州大阜潘氏从潘世恩以来三代人的共同愿望。潘世恩之所以没有直接去做，既是由于其时条件尚未成熟，但亦因潘世恩为官向以“慎密”著称，他在枢垣十七年“不与疆吏交一牍。上前所陈奏，或有所论荐，非宣示，终不以告人，虽家人子弟不闻不知。”(41)可谓一生慎言慎行。潘祖荫是潘世恩的嫡孙，他“一生以文学政事敭历三朝，早结主知，日在禁近，进参枢密，出备六卿，恩宠便蕃，光华震叠”。(42)潘祖荫虽也“服膺家教”为人谦恭，但他遇事敢作敢为，在晚清为“江南减赋”努力再三，不仅自己不断向朝廷奏请要求“酌减”江南重赋，还多方利用有效社会资源为“江南减赋”添砖加瓦。例如，其祖父潘世恩的私塾弟子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苏州府吴县木渎镇人，1809年-1874年。道光二十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及第，授编修，是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之先驱人物)在其早年即深感江苏漕粮沉重，曾上书当时江苏巡抚林则徐，请予缓解一二分或三四分，以与民休息。此后，冯桂芬在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六年(1856年)先后上书时任江苏巡抚的许乃剑、赵德辙，都要求“江南减赋”，虽皆未果，但“江南减赋”问题已经引起朝野普遍关注。咸丰十年(1860年)，苏州士绅纷纷避乱上海，冯桂芬再次为减赋事上书曾国藩，获得曾国藩的首肯。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率师进入上海，邀请冯氏入幕，冯桂芬再提“减赋”之议。与此同时，祖荫之父潘曾绶(世恩之子，字绂庭，1810年-1883年。道光二十年举人，官至内阁侍读)也与分管江苏粮储的郭嵩焘先请示江苏巡抚李鸿章，得到李鸿章的首肯后，再由冯桂芬拟具《请减苏松太浮粮疏》进呈。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十二日，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两位封疆大臣督抚会衔上奏朝廷，曾、李督抚并于五月二十四日抵达京师朝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