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等苏州古典园林，一般而言，其园主大都学问渊博、思想深奥，他们造园时不仅精心设计、别出心裁，还往往与当时社会上的文化名人、著名画家等一起探讨和规划。例如，在拙政园建造之时，那位文名卓越的退隐官员王献臣即虚心地邀请当时吴门画派的大家文征明参与了设计。文征明不仅为拙政园题词、作记，绘有《拙政园卅一景》图，并亲手在园内栽植了一株紫藤。因此，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等苏州古典园林，可谓均皆“虽由人作，宛若天开”，它们都集中体现了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精湛的造园艺术。例如，拙政园是一座山水俱佳的园林，但它总体布局则以水池为中心。它临水建有形体不同的亭、台、槛、榭，高低错落的各种建筑物，具有江南水乡特色。而网师园、沧浪亭、退思园等以水为中心的水景园，也都很有各自的特色。如在网师园，有一处景点名称“月到风来亭”，它居水崖之巅，突出于池中。该亭呈六角形平面，单檐攒尖顶。亭中正中墙上镶有一面如同门样的大镜子，镜中映出园中的山光水色，造成园中有园、景外有景的效果。它是园中观景赏月的佳处，依韩愈“晚色将秋至，长风送月来”的诗意，人们在月明风清的夜晚来到该亭，则可领略“月到天心，风来水色”的情趣，故它冠名“月到风来亭”自是十分贴切的。再如沧浪亭，在该园林南部的竹丛之中有“翠玲珑馆”一座，取自苏子美诗“秋色入林红黯淡，月光穿竹翠玲珑”之意。建筑平面由三个矩形对角相连，化大为小，融于自然。每当月色溶溶的晴晚，身处其馆，则似觉清凉袭人，胸怀顿若俗尘远去，体现出江南园林主静、主幽的传统文化思想；等等。明清苏州古典园林这种“若以城市中而求隐居”的境界，正符合当时江南吴地文人的隐逸思想。曾有学者指出：明代苏州私家园林的主人们“既贪图城市的优厚物质供应，又不想冒劳顿之苦，寻求‘山水林泉之乐’，因此就在邸宅近旁经营既有城市物质享受，又有山林自然意趣的‘城市山林’，来满足他们各方面的享乐欲望。”[18]而这种情况，即在当时江南文人的诗文中亦有类似记载。例如，明末清初那位与陈子龙等有“云间六子”之称的云间青浦诗人李雯(1608-1647年)在他所撰《宝树园记》中云：“(宝树园)广不逾数亩，无层峰叠壑之奇，无广厦华堂之美，而洞石玲珑，云林掩映，至其地者，超然有城市山林之想。”(26)而那位生前备受乾隆皇帝宠爱并赐诗极多的苏州府长洲籍大名士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1673-1769年)在其所撰《复园记》一文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峰岫互回，云天倒映……禽鱼翔游，物亦同趣，不离轩裳而共履间旷之域，不出城市而共获山林之性。”(27)
    正是由于这些苏州古典园林具有如上述诸多特色、优点，使得园主人在其中生活能够舒适自在、从容淡定，他们可以在园林中随心所欲地品茗、抚琴、下棋、写诗、作画、清淡，亦可以在园林中以文会友、举行文会雅集。例如，在朱彝尊去世后那位清初东南文坛领袖查慎行(浙江海宁人，1650-1728年)有诗云：“不须丝竹发豪兴，自有风雅供清淡。”(28)试想，风和日丽之时，三二知心文友相聚园林亭台，一边品茶、一边清淡，不亦乐乎？而江苏丹徒文士余京的诗记：“名园今又逢高宴，怪得银花夜结社。”(29)从中，则又道出园林具有文会雅集的极佳功能了。明清江南的文会雅集主要就在园林池馆、亭轩楼台中举行，如《苏州府志》卷四十九《第宅园林四》载：“李文安公杰宅，在北郭外石城里。宅有五乐堂，长沙李东阳记，公又辟西园，结酒社、诗社为娱。”须知，建园结社乃是明清时期江南具有标志意义的风雅之举。总而言之，私家园林总是承衍具有“市隐”人文心态的江南文人士大夫高逸、闲适理想生活的最佳载体。而上述所引查慎行、余京和李雯、沈德潜等江南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诗文，则揭示了园林的诸多功能和江南文人士大夫们的隐逸情志。
    上述种种，既是具有“市隐”心态的江南文人士大夫们的生活情趣，也是他们这些人的生活智慧。诚如前述，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君权至高无上，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封建专制主义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面对凶险的宦海风波或政治风险，江南文人士大夫在朝不保夕的残酷现实面前选择了远避是非、明哲保身的生活道路，他们在亦出(世)亦入(世)、似出(世)似入(世)的夹缝中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于是江南吴地“隐逸”风气日盛。江南望族文人士大夫的“市隐”观提供了一个既能与时俱进、又能享受生活的生存方式。但我们不能由此而说这些具有“市隐”心态的明清江南吴地望族文人士大夫都是一些逃避政治风险、只图享乐的私利之徒，因为实际上他们也都饱读儒家经典而又满腹诗书，也均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同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他们也如同寻常士民那样都保持完善的人格。在平常的岁月，他们怀着“市隐”心态过着“大隐隐于市”的隐逸生活。但是，一旦当遭遇到了民族危机、国家有难之秋，他们同样也会挺身而起，同样也是顶天立地的铮铮大丈夫。例如，著名的江南吴门长洲文氏文化世族产生的文震孟(字文起，大名士文征明的曾孙，1574-1636年。明天启壬戌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就曾为维护朝廷利益触怒了权阉魏忠贤而被昏君明熹宗下旨廷杖八十；在清朝“剃发令”下后，震孟的胞弟文震亨则在跳江投水殉国未果之后又绝食而死。又如，明末清初苏州府昆山县千墩镇顾氏望族产生的大儒顾炎武(明正德丁丑进士顾济的玄孙，初名绛，字忠清，1613-1682年)，明末参与“复社”活动，清兵南下，从昆山知县杨永吉举兵抗清；抗清失败后，他则遍游诸省(故有人称顾炎武是“隐于旅”)，考察山川形势，屡谒明陵。所至每垦田度地，结交豪杰之士，图谋匡复明室，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5]496再如，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莫厘王氏望族的士大夫王颂蔚(明武英殿大学士王鏊的十三世孙。字芾卿，号蒿隐，1845-1895年。光绪六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补军机章京)是冯桂芬的高足，他一生以入言路做个忠谠的谏臣为理想。中日甲午战争前，他已经忧虑地认为：“敌人谋我非一日，我乃临渴掘井，如何制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他更是忧国忧民溢于言表：“偿金赔款割地委曲求和，府君益为愤懑，尝曰：‘今日之败绩，归咎于师之不练，器之不利犹非探本之论，频年以来，盈庭皆泄沓之风，宫中务游观之乐，直臣摈弃，贿赂公行，安有战胜之望？’此后偿金既巨、民力益疲，恐大乱之起不在外患而在内忧，时局至此，令人有披发入山之想。”[19]等等。上述文震孟、文震亨兄弟和顾炎武及王颂蔚等江南吴地望族士人的言行，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诠释了明清时期江南吴地“市隐”心态人的人生。我们研究历史，只有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才能历史主义地正确评价明清江南吴地“市隐”人文心态在明清江南望族史与江南文化史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