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提出有助于人种进化的“杂种优生说”。
    所谓“杂种优生说”，就是认为婚姻以异种为宜，血亲宜远，反对近亲结婚。严复的这一思想，是吸取了西方优生学的合理因素提出来的。他在《法意》一书的“按语”中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乃生理公例，必不可诬。姓从女从生，所谓同姓，非赵李钱孙之谓，盖血统之相近者是已。虽在蛮夷，犹知此禁。”但是，他又认为二者之间的血统不宜过远，过远亦不相宜。他说：“虽然，婚姻固以异种为宜矣。然其相睽，不宜过远。过远者，亦不蕃也。近者日本，或倡杂种改良之说，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尔于此事最深，尝寓书其国会，罗列确证，深诫和人，不宜与欧人为合，以求进种。谓二者血气过于相睽，于事验恐适得其反云。”（注：《法意》，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页968。）
    严复在人口生育的问题上，主张“杂种优生”，还可从他批评赫胥黎反对斯宾塞等人提倡的人类优生运动表现出来。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和捍卫者，但他却反对将宇宙的进化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领域，他提倡人类伦理观，强调社会发展并非一个自然进化过程，而是一个伦理进化过程。因此，他反对斯宾塞等人所提倡的人类优生运动，认为这样搞是既不科学，又不人道。他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对此加以尖锐的批评。他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习惯于图谋主动或被动地灭绝人们当中的弱者、不幸者和多余者，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自称为这是宇宙所批准的；假如他们坚持下去的话，必然会把医学看成是妖术，而且把医生看作是不适于生存的人的恶意保护者；在他们撮合婚姻时，种马繁殖原则产生了主要的影响；因此他们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培育一种抑制自然感情和同情心的高贵艺术（讽刺语--译注），看来，他们的这些东西（指自然感情和同情心--译注）剩下的不太多了。”（注：（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页29；页25、26。）
    赫胥黎的进化论的观点同他的伦理观点是有矛盾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用人工配种的方法防止畜种自行交配而发生退化的现象，一方面又反对斯宾塞等人所提倡的优生运动。于是严复就抓住赫胥黎在这方面的矛盾，在《法意》一书的按语中，借用古代斯巴达的王弟来格谷士（雷格古斯）的话，针对赫胥黎上述给斯宾塞的批评而加以反驳说：“来格谷士常曰，人于犬马，尚知求善种而畜之，独至于身不然，是不谓之贵畜贱人得乎？”并指出“杂种优生说”，古已有之。来格谷士就曾制定礼俗法制，规定男女“择对，则必取其壮伟；生子，必验其强弱，强者举之，弱者不举也。”（注：《法意》，按语， 见《严复集》第4册，页944。）总之，严复是斯宾塞的优生运动的拥护者， 他是主张采“杂种优生”的办法，来达到强种的目的。
    严复从“杂种优生”的观点出发，反对近亲结婚，“亲上加亲”和早婚，主张婚姻以异种为宜，从现代生理学的观点来看，是有利于人种的健康发展的。当然，要在全社会真正做到生育上的优生，是需要许多条件的。严复在上个世纪末就能提出这一主张，实不失为先进的人口思想。它对于改变我国早已形成的甚为普遍的早婚习俗，和在部分人群中存在的近亲结婚的情况，无疑具有促进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严复的人口思想，其中虽不免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有较多的合理性，且不乏精彩的部分。它对我们今天实行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无疑有着有益的启示。
    （七）严复的人口思想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严复的人口思想，是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联系着的。他首先从生存竞争关系到种族的生死存亡来观察中国人口问题，就说明这点。斯宾塞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个体之间、种族之间的自由竞争，优胜劣败，任自然淘汰的理论，是有利于西方殖民主义者作为向外侵略扩张借口的。严复当时就说：“计学家户口之论，十九稘间以马尔达（马尔萨斯）所论为最辟。继而天演家物竞说行，于是欧洲各国人人自危，而殖民政策、世界主义大行于时。约而言之，皆为过庶之民谋耕地耳，为溢富之财谋业场耳。”（注：《法意》，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页1009。）可是这种理论， 在当时的条件下却也有利于唤醒处于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形势下的中国人民奋起图存，保国保种。史实证明，严复在《天演论》中阐述的“物竞天择”的规律，确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理论武器，它影响了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两句话雷电一般震憾着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志之士。当时维新派的知名人士，如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都对严复十分钦佩，对他翻译的《天演论》和倡导变法的文章称赞不已。《天演论》译稿尚未出版，梁启超便已借抄，并做文章宣传书中的观点。康有为也称赞严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注：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页525。）革命派的先锋邹容在《革命军》中宣称：“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也。”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称赞《天演论》发表后，“物竞天择之理，厘然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注：《民报》第2号，《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页5。 ）鲁迅在回忆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读《天演论》时的情景说：“一有空闲，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注：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页53。）胡适对此也有生动的描述。他在《四十自述》中说：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术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么？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注：胡适：《四十自述》，《在上海》（一），页56，远东图书公司印行， 1983年9月版。）鲁迅、胡适上述的回忆，相当具有代表性，这表明严复在《天演论》中所宣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严复之所以接受并大力宣传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于他在理智上非常信服这一理论。他说：“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以得以为公理公例者，在在见报，不可复摇。”又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者，以天然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而一理之，此一晚近之绝作也。”（注：严复：《天演论·自述》，《严复集》第5册，页1320。 ）美国学者史华兹对严复之所以崇信斯宾寒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曾有所论述。他说：“是斯宾塞而不是赫胥黎，满足了他（严复）亟感饥渴的理智上的需要，作为一个综合体，斯宾塞的体系是极其吸引人的，严复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斯宾塞创造了一个解释一切现象的体系。”“斯宾塞说明这些原理怎样去阐明农业、商业、军事、语言和文学的规律。斯宾塞的‘一切发展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的法则，适应于一切事物，从星球的形成到国家的治理。在简明叙述了斯宾塞的全部综合哲学之后，严复如醉如痴地放言：‘苟善悟者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斯宾塞一元论体系，使严复非常满意，因为他象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不仅在寻求医治中国眼前的弊害，而且在寻求一个清晰的无所不包的现实梦幻。”又说：“在严复看来，斯氏关于社会的原理，却不仅仅是在解释社会，而且还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方案，即使中国达到象斯宾塞所在的英国已达到的那样富强的方案，斯宾塞的思想恰好为达到这个富强的目标提供了不可少的启示。”（注：（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风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03、104。）史华兹的这些论断，是在做了认真研究后得出的。前面我们在论述严复的人口思想时，也曾用具体的材料论证了严复人口思想中的“两种生产相副说”，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同人口增长的快慢成“反比例说”，“教育妨生说”和“杂种优生说”，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斯宾塞思想的影响。这些都表明严复在探求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且素质低下的问题，在试图改变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消极悲观结论的过程中，确实从斯宾塞的思想体系中，找到了一些关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关人口问题的有价值的思想。
    至于严复既然如此赞赏斯宾塞的理论，为什么他不去翻译斯宾塞的著作，而去翻译一本与斯宾塞的基本宗旨很少相符，并反对斯宾塞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推广应用到人类社会领域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把它译成为《天演论》），来宣传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问题已有学者作出了有力的说明（注：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页94-104；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页82-84。），本文也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