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两种生产相副说”，主张运用科学技术，注重土地的开发利用，相信人类能够提高土地肥力的思想，自然比马尔萨斯的思想要进步得多。严复的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受到了斯宾塞思想的影响。他在《天演论》导言十五最后一节的按语中，引证斯宾塞在《生学天演》第十三篇《论人类究竟》中的话说：“故过庶压力，终无可免，即天演之用，终有所施。其间转徙垦屯，举不外一时挹注之事。循是以往，地球将实，实则过庶压力之量，与俱盈矣。故生齿日繁，过于其食者，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与自治之能，不容不进之因也。惟其不能不用，故不能不进，亦惟常用，故常进也。举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也。事既进者，非智进者莫能用也。格致之家，孜孜焉以尽物之性为事。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十顷之田，今之所获，倍于往岁，其农必通化植之学，知水利，谙新机，而己与佣之巧力，皆臻至巧而后可。”“诸如此类，苟求其原，皆一群过庶之压力致之耳。”“使非争存，则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不用则体合无由，而人之能事不进。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妨生者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三者大而后与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乃大备。且由此而观之，则过庶者非人道究竟之大患也。”（注：《天演论》，上卷，导言十五，按语， 《严复集》第5册，页1351、1352。）
    由上可见，严复在思想上受斯宾塞之影响是十分清楚的。不过，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严复还认为，即使经过“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工”，使社会的物质资料增长了，如果民智未开，人们在思想上不能提高认识，不对人口的增殖实行自我控制，则人口过剩的问题将仍然得不到解决。他说：“生财之术，益巧益疾，如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工之为，固通国之公例。使生齿之繁不过，则力作小民，获益最广。所患者，民愈愚，则昏嫁愈以无节。故民智未开之日，生业之进，终不敌其生齿之蕃。虽有善政良规，于国计不过暂舒而终蹙。此则虽有圣者，所无如何者矣。”（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页874。）
    上述严复所提出的“两种生产相副说”和人类对人口增殖必须自我节制的思想，实为其人口思想中很有价值的思想。这表明，他注意到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生产包含两个部分，即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这两种生产都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如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蕃衍。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页2。）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这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人类自身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两者必须按比例发展。具体地说来就是：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总量必须同社会拥有的消费资料的总量相适应，人口的增长速度必须同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相适应。如果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比例失调，就会出现社会问题，客观存在的内在要求就会强制地促使两者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严复自然没有如此明确地提出问题，但他的“两种生产相副说”和人类必须提高认识，实行生育的自我控制的思想，却也蒙眬地触及到这一问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四）提出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同人口增长的快慢成反比例，即人们的生活水平愈高，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反而会放慢。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的增长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因此，生存竞争永远存在，社会动乱无法避免。严复同意马尔萨斯的这种观点。他说：“英国计学家（即理财之学）马尔达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几何级数者，级级皆用定数相乘也。谓设父生五子，则每子亦生五孙。）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人类孳乳较迟，然使衣食裁足，则二十五年数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当遍大陆也。”（注：《天演论》，上卷，导言三，趋异按语，《严复集》第5册，页1329。）同时，他也和马尔萨斯一样， 从人口问题引申出社会问题。他说：“且地产之进有限，而民物之蕃无穷，故地之养人，其势必屈。而不有新地可移民，则兵饥疾疫之祸，殆无可逃。”（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页857。）但是，严复又与马尔萨斯有所不同，他一方面认为人口的增长，确实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口的增长会随着人们生活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会逐渐降低的。他认为人群生活水平的差别对人口的增殖有不同的影响。在生活水平低的人群中，生活水平的波动对他们的生殖能力的影响不大，只要能度日不死，他们就能够繁殖，而在生活水平高的人群中，由于过惯了优厚的安适生活，他们的生育就会受到限制。他说：“生之量以资生之量为界畛。然此界群有不同，塞野蠢愚之民，以度日不死为最下之食界，必至饥馑，其生始屈。文明之群，民习于丰给，则其界略高，不待饥馑，生机已狭。”（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页858。）所以，生活水平的高低同人口增长的快慢成反比例。因此，他认为，若“使民质崇，则过庶不易，而所患或稀；若使民质甚卑，则过庶易成，而所患众矣。”根据这样的认识，严复主张用“奢民”（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办法，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反对用“俭民”（使人民生活贫困）的办法，来限制人口的增长。他认为要解决人口增长过多的问题，“徒俭菲不足以救之也。”（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页877。）
    以往大多数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成正比，即生活水平愈高，人口的增殖愈快。反之，亦然。严复认为这种看法只适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生产落后，生活资料得不到保证的地方，而不适于近代社会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近代社会的实际状况表明了严复的反比例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增长的规律。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穿、住、行都有了保证，生活无忧，再加上许多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吸引人们参加，生育多了会被视为一种负担，人们就会自觉地实行节制生育。当前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发展中的国家比发达的国家增长快，农业国的人口比工业国的人口增长快，农村的人口比城市的人口增长快，文化落后的地方比文化发达的地方的人口增长快，都证明了严复所提出“反比例说”，是有相当合理的内核。严复主张用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办法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这既有利于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又有利于提高人口的素质，减少人类自身的生产，确具有合理的因素，它对于研究近代人口增长的规律是甚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