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儒学列传·柳冲传》云：
    初，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冲请改修其书，帝诏……徐坚、刘宪、吴兢及冲共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至先天时，复诏冲及坚、兢与魏知古、陆象先、刘子玄等讨缀，书乃成，号《姓系录》。……开元初，诏冲与薛南金复加刊窜，乃定。
    今按：李唐君臣于“甄差群姓”一事如此不厌其烦，表明了统治阶级对于此事的重视。据《新唐书》此传所引柳芳之文，唐人之修《姓系录》，乃是对先秦以来受姓命氏继统的事业，特别是对曹魏以来九品中正之制以及所谓谱学的继承，更是对现实门第的肯定与维护。其实，“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一事自始即表明唐朝统治者对传统宗法观念的利用与改造，又有《新唐书·高俭传》为证：
    初，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昏。由是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责天下谱牒，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帝曰：“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齐据河北，梁陈在江南，虽有人物，偏方下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耶？……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干为第三姓，班其书天下。（注：《贞观政要》卷七《礼乐》“贞观六年”章、《旧唐书·高士廉传》、《唐会要·氏族门》有基本相同的记载。）
    在唐初不少人心目中，昔日崔卢等高姓大族永远尊贵，而本朝达官显爵降在其次，一代英主李世民岂能容忍？他敢于居马上取天下，怎么会让那些破落户以及那些“纳货旧门，向声背实”的人瞧不起本朝官爵呢？他亲自策划、指导对旧门阀观念的改造。但他决不是要抛弃门阀观念与宗法制度，他只是要造就新的门第观念与宗法制度，抬高李唐宗室与官爵的地位，以利于维护本朝统治。
    可是上引《新唐书·高俭传》有一处令人生疑：李世民说他“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其中分明有“李”姓赫然在目，他李世民不也分明姓李吗？莫非李世民之李与“崔卢李郑”之李毫无瓜葛？
    关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的大著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以及其他史料（如《册府元龟》卷壹《帝王部·帝系门》、林宝《元和姓纂》等）加以比较讨论，作了如下的推断：
    ……颇疑李唐先世本为赵郡李氏柏仁一支之子孙，或者虽不与赵郡李氏之居柏仁者同族，而以同居一地同姓一姓之故，遂因缘攀附，自托于赵郡之高门，衡以南北朝庶姓冒托士族之惯例，亦为可能之事。总而言之，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记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半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
    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皆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之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此集团之代表也。（注：《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前一段“颇疑”云云，又见于《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金明馆丛稿二编》）。
    寅恪先生又云：
    李唐皇室本出于宇文泰之胡汉六镇关陇集团（详见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实具关中、代北两系统之性质。（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金明馆丛稿初编》）。
    据寅恪先生的论述，李唐皇室很可能是胡化了的汉人，或者是汉化了的胡人，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赵郡李氏之“假冒牌”。寅恪先生援引朱熹，但我们经过反复思考，对于朱子之论迄今不敢苟同。
    今按，据朱元晦的弟子记录，朱子说过：“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之三。）这是一个大前提已经省略而且未必成立，而小前提亦尚待证明的演绎推理，实则其前提和结论都是可以存疑的。试问与唐同时存在以及唐以前所谓夷狄各族闺门失礼之事就一概不以为异嘛？试问闺门失礼之事何族无之？何代无之？难道仅仅根据闺门失礼之事能够判断孰夷孰华？何况李唐皇族王室闺门失礼毕竟不是正常现象。所以我们认为寅恪先生援引为论据的朱子这一论断过分地缺乏说服力。（倘若朱子意在指明李唐皇族好多方面受到所谓夷狄族的影响，那是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