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俊士科承袭隋制。按高祖四年开科取士敕令，是岁始有诏举俊士之制。依此敕令，武德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八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考试，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试并通，敕放选与理人官。”（注：《唐摭言》卷一五《杂记》。）自此，俊士科作为“岁举之常选”，与秀才、明经及进士诸科并行于唐代贡举之中。需要说明的是，清人徐松《登科记考》武德五年条中，仅载进士及第人数而不载俊士及第人数，徐氏并根据《玉海》卷一一五《选举》中所引赵傪《登科记序》所言“武德五年，诏有司以进士为选士之目”而以为“是此年有进士，《摭言》作俊士，误”（注：《登科记考》卷一“武德五年”条进士四人下注文。）。徐氏所言，需要澄清之处有二：其一，《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及同书卷一五《杂记》中明确记载武德四年诏举俊士并与进士、秀才、明经同列于诏举科目，《新唐书·选举志》也明文有载，是其年诏举设科，次年应贡举，诏设贡举科目及俊士一科列入选士之目是为明证，为史家共识。同样，即便进士列入诏举科目也应在武德四年，赵傪《登科记序》所言武德五年为误。其二，俊士（或雋士、儁士）与进士不仅字形差异甚大，且《唐摭言》所载武德四年敕文中，俊士与进士在诏举科目及应贡科目是并提的，决不至将俊士误写为进士。俊士十四人及第也为明确的记载。后世文献之所以不载唐代俊士及第人的名、数，当与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地位上扬，登科记始专载进士（元和后方列制科）有关。对此，王定保言之凿凿：“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繇是赵傪（德宗时人）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曰〈进士登科记〉。”（注：《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至于《唐摭言》上文中未列武德五年进士及第人数而《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二》中“唐登科记总目”却载是年进士及第四人，这当为王氏漏载。这种推论不是毫无根据的，按《唐摭言》上文所列，诸州贡举秀才六人，即一人及第；而明经贡送一百四十三人，当不至无及第之人。而《唐摭言》也未载明经及第人数。故进士与明经同在漏载之列。当然，因王氏不明是年进士与明经确切及第人数，为慎重起见而不载也有可能。
    按唐代贡举制度的规定，凡取士，“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所谓由学馆者，指中央崇文、弘文二馆及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及地方州县学生徒应贡举者，可统称为监举；由州县者则指地方自学成才的贡士，可统称为乡贡。不论监举，抑或乡贡，原则上均有自由决定应诸科考试的权力。而落实到俊士一科，则又另当别论。俊士科沿承隋制，仅存止于唐前期，开元以前，贡举重两监，轻乡贡，贡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这种以监举为考生主要来源的现象在唐初尤然。“贞观以前，两监之外亦颇重郡府学生，然其时亦由乡里所升直补监生而已”（注：《唐摭言》卷一《乡贡》。）。而监举之中，国子监四门学有俊士生与贡举制的俊士科直接对应，故俊士科是一门以四门学俊士生为主要取士对象的常举科目。当然，按照唐制中“自由报考”的原则，乡贡及国子监的国子生、太学生及四门学的四门生并非不能应举是科，但因唐前期贡举以监举为主途及俊士科与俊士生来源的特定规范，由它途（非俊士生）而应俊士科者，当至寥寥。反之，由俊士生而应其他科目者亦属合法，但在门第阀阅观念依然炽盛的初唐，这种情况则应少见。至高宗、武则天后，随着进士科地位的攀升，由俊士而应进士举者大增。
    辨析俊士科考生来源的目的所在，是探讨唐代贡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对应关系，透析唐代士庶势力消长的趋向，进而说明俊士科的性质。由俊士科以四门俊士为主要取士方向看，唐立国后进一步衔接贡举与教育的联系，希冀达到以官学教育作为贡举求士正途的目的。唐前期，贡举重两监，以及俊士科以四门俊士为取士主途，反映了这种目的设计的实施与落实。如再做深入性的探讨，既然俊士科以录取俊士生为主，那么俊士生之构成情况若何？这种构成及其变化又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按《唐六典》卷二一“四门博士”条载：“四门博士掌教文武七品已上（《通典·大学》作六品），及侯伯子男子为生者，若庶人子为俊士生者。”同卷“国子监总目”云，四门博士名下载学生五百人、俊士八百人。《柳宗元集》卷二六《四门助教厅壁记》中所载与上文略有区别，兹列于后：“四门学之制，掌国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孙之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为俊士者。”另《新唐书·选举志》和《通典·大学》中，俊士生八百员之数及其身份限定与《唐六典》所载相同，不过是将“俊士”改称为“俊造者”与“俊异者”。高宗龙朔二年（注：东监，《通典》卷五三《大学》作设于龙朔二年，《唐摭言》卷一《两监》则为龙朔元年置东监。），又于东都洛阳置国子监，有四门俊士二百员。合西监八百人，此一千俊士生数至开元未变。
    关于俊士生的来源方向，主要有州县学生徒升补或贡士省试不第求入四门学者。兹引二条材料为证。“开元二十一年（按：《新唐书·选举志》及《文献通考·学校考》均作开元七年），敕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顿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注：《唐会要》卷二五《学校》。）凡乡贡之士，“隋贡吏上于尚书，擢于礼部，乃可入官也。其有未登科者，入四门为俊士也”（注：陈致雍：《卫匡适男入学议》，《全唐文》卷三七三。）。
    从应俊士科的四门俊士的身份构成情况来分析，俊士生主要由无品荫的非身份士人，即庶民及庶民之子构成。因此而论，俊士科是以寒门庶族（尤其是庶族的下层）为对象的贡举科目，这一点在前文中已有所及，迄至唐代，经过隋末农民起义后阶级关系的重新调整，士庶关系有了新的变化。在关陇、山东及江左各门阀士族集团中，以山东崔、王、卢、李、郑为代表的山东士族已是“世代衰微，全无冠盖”（注：《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所谓“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渚；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婚姻氏族诏》。）。而江左士族中，不论是侨姓的王、谢、袁、萧；还是吴姓的顾、陆、朱、张，其政治势力及社会影响均大为受挫。以兰陵萧氏为例，武德至贞观，虽有萧瑀一人为相，但萧氏一门已多无显宦。“贞观之后，群从彫零。垂拱以来，无复大位。”（注：萧颖士：《赠韦司业书》，《全唐文》卷三二三。）关陇集团为唐初政权的掌权集团，其内部虽多将才，却少治国谋臣。与门阀士族势力日衰的形势相反，寒门庶族自隋末农民起义以来势力愈炽，政治要求随之更为迫切。唐朝立国后，为了适应士庶关系的这种变化，必须进一步从政治上满足寒门庶族的利益要求。唐代科举制的发展，即是新的政局发展的自然结果。故自唐初“大设科场”后，寒门庶族群起响应，“尽施于才艺”。俊士生与俊士科的密切结合，更典型地反映了寒门庶族的致仕要求及其发展的客观现实。因俊士生和俊士科的配套，对于那些家贫力学，即无经学传家之传统，又无门第阀阅之背景的庶族下层（即庶民）来说，无疑提供了一条由学校经由贡举而步入仕途的结合起点。可以这样说：俊士科同进士科一样，在其创置和发展时期，对寒门庶族是有直接实际利益的。同样，在唐代贡举制中，四门俊士生人数的大增（隋开皇四门生仅三百六十员）以及俊士生由郡县学生升补和以省试不第者充的各项规定都说明在隋代的发展基础上，唐代庶族寒门的力量有了进一步增长和发展的机会。当然，以俊士、进士等科为内涵的刚刚处于发展中的贡举制度，还不足以抵消初唐崇尚门第阀阅观念的强大影响，不足以改变初唐政权的门阀贵族性质（注：参见拙文《中唐士庶合流说》，载《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第一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版，第357-361页。）。初唐贡举制不仅在考试形式，而且在科目等第、录取标准上都还明显带有隋制的痕迹，可以说仍然是一种隋型的科举，其真正的变化当在高宗，尤其是武则天掌权以后。
    唐代岁举之常选，“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按其类别，明经、道举、开元礼等属经学之科，明法、明字和明算属于专门之科，而俊士则与秀才进士一体，归于文学之科。按《唐摭言》所言：“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故其时，“进士科与俊、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考其大要，所谓俊士、秀才与进士等科“率由旧章”，即指在考试方法上沿用两汉至隋的试策之制。至于隋代贡举策试情况，史无明载。至唐初的文学诸科中，秀才与进士试策的具体形式已有明确的记载，即“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注：《唐语林》卷八《补遗》。）俊士一科试策形式无载，但前节已论，秀才一科有别于进士与俊士二科，而进士与俊士科“实同名异”，俊士科试策，应该同考之以时务策。二科录取标准也当属一致，即主要注重于策文的词华。
    至于俊士及第后的初仕定品，虽文献缺载，但与明字、明法、明算及进士及第的初仕定品规定参校，可以得一基本结论。俊士科与明字（书）、明法、明算三科同属有学科（或生徒类别）相对应的岁选科目。在唐国子监六学体系中，律学、书学、算学生徒均“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身份构成同于四门俊士（见前）。按唐制规定，明法分甲乙二等。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明书和明算及第入品则统以从九品下叙。由此推论，俊士及第当在从九品上和从九品下这一定品范围内考定。再校之以进士科，俊士科与进士科虽属同一类别，但实际地位当低进士科一等。理由有二：其一，从俊士和进士名称的历史沿袭看，前文所引《礼记·王制》篇中，进士指由俊士学成而升之于司马，然后定论入官者，即“大乐正论造士（俊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故其人才递升之档次，俊士低于进士。其二，俊士科与四门俊士生相对应，而俊士生主要由庶民之俊异者构成，而举进士者则无此特定的考生身份限定。进士科实际地位当高于俊士科。根据唐制，进士也分甲、乙二等，初仕定品同明法。考校俊士科同上述四科的关系，俊士及第的初仕定品当按从九品下叙，例同明书与明算。这是一种法定意义上的规定，由此说明唐初进士科地位略高于俊士一科，但在具体实施上，因“武德以来，……进士唯乙科而已”（注：《通典》卷三五《选举三》。），俊士与进士及第的初仕定品又归于同一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