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高宗永徽以前，属于文学科目的俊士科犹与秀才、进士二科并为岁举之常选（注：关于永徽年间俊士科的存在，高明士引用敦煌文书伯三三一一题为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五经正义卷末编纂列位及抄录记》中《国子监俊士潘元珎初校》的记载给予了事实的支持。高明士：《隋代的教育与贡举》，载《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205页。高文，《唐代研究论集》第313页。）。但自“咸亨以后，凡由文学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也就是说，从高宗咸亨以后，俊士科始式微无闻。这就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存在。与秀才科相较，秀才科沿袭汉魏旧制，带有明显贵族政治的痕迹，加以贡举中“特难其选”，“取人稍峻”，其衰微顺理成章。而自高宗显庆以降，武则天已参决大政，其后执掌朝政近半个世纪。这一时期是庶族势力充分发展的时期，为何迎合庶族参政要求的俊士科反倒式微无闻了呢？结合高、武时期的整体历史以及贡举制度和官学教育的内部变化来谈俊士科式微的原因，大体有三：
    其一，进士科地位的抬头。“进士科盛于贞观、永徽之际”，贞观中，已出现贡士“所趋响者，唯明经、进士二科”的局面。自武则天掌政以来，进一步发展进士科。“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以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日循日久，浸以成风。”（注：沈既济：《词科论》，《全唐文》卷四七六。）进士科地位的攀升，对于那些无父祖品荫可以依恃的寒士而言，有着事关身计和家计的直接意义。所谓“既登第，遂食禄；即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注：《唐国史补》卷下。）。由此，舍俊士而趋进士成必然之势。
    其二，举选方式的变化和官学教育的颓废。高宗永徽以降，杂色入流就已成为入仕的一条捷径，如同显庆时黄门侍郎刘祥道所说：“吏部比来取人，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经明时务等比杂色，三分不居其一。”（注：《通典》卷一七《选举五》。）武则天执政以后，为了扩大支持面，“笼四方豪杰自为助”（注：《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上·则天皇后》。），迎合庶族寒人进一步的参政要求而放手招官，广开仕路，“举人不试皆与官”，大量地方寒士藉此而直接入仕。与此相适应，为了达到“广收才彦”的目的，武则天还大力发展制科，由此出身者，“起家或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拾遗、补缺。”（注：《唐语林》卷八《补遗》。）所谓易仕则废学，加以武则天推行轻儒抑学的政策，造成其时“国家废散”（注：《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这与贞观时期“四方儒士，多抱负经典，云集京师。……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注：《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的国学盛况形成强烈的反差。由于贡举与学校教育联系的松弛，以及寒士为求入仕通达而取直接入仕、制举入仕等捷径，使以监举为主要方式的俊士科势必走向式微。
    其三，俊士科自身的原因。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贡举制度的隋制痕迹渐已磨灭，开始向真正意义的唐型贡举转变。以策试为基本考试形式的进士科至永隆二年始变为贴经、杂文、时务策的三场试。明经贴经、口试及时务策的应试格局在这一时期也已趋于形成。与此同时，仍以试策为考试形式的俊士科同秀才科一样，在唐代贡举的这一转型时期将随之淘汰。
    应该指出，俊士科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式微，不等于俊士科的废止。笔者认为，高武以后，俊士科依然继续存在，其最后停废当在天宝末年。
    中宗复辟至天宝中，与俊士科相对应的四门俊士在文献记载中仍多有所见，如中宗神宗二年“令入学行束修礼敕”中有四门俊士行束修之制（注：《全唐文》卷一七。同条敕文《唐摭言》卷一《两监》作高宗龙朔二年。）。上文所引，开元二十一年“每年铨量举送四门俊士敕”也明确载有四门俊士升补的条件。就俊士科而论，王定保言开元二十四年进士各科归礼部以前，“俊、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注：《唐摭言》卷一《进士归礼部》。）。这说明至少在开元二十四年进士各科归礼部以前，俊士同秀才等科一样，仍然是考功员外郎专掌的贡举科目。按开元二十四年玄宗“令礼部掌贡举敕”中“自今以后，每年诸色举人及斋郎等简试，并于礼部集……乃委侍郎专知。”（注：《唐大诏令集》卷一○六。）其诸色举人，当还应包括应俊士举者。
    自中宗以降。尤其是开元年间，官学教育有所复兴，监举地位也随之回升。但较之贞观气象，仍呈衰微不振之势。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玚在上疏中说：“伏闻承前之例，监司每年应举者，尝有千数，简试取其尤精上者，不过二三百人。省司重试，但经明行修即与擢第，不限其数。自数年以来，省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两监惟得一二十人。……臣窃见流外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虚浮之徒，……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其一二。”（注：杨玚：《谏限约明经进士疏》，《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由杨玚疏文可知，自开元中，监举在贡举中的地位日轻，国学生徒艰于仕途已勿庸置言。诚然，官学教育的衰颓，与高宗以后贡举考试制度改革，进士试杂文，明经贴经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祖习既深，奔竞为务……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注：《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琯传》。）贡举考试的积弊与开元后“主司褒贬，实在诗赋”的取士格局的形成，对于那些“服道日久”的国学生徒而言，自然不如舍学而走乡贡之路，是以监举日轻，乡贡日重的局面在开元中以后形成为事实。这种弃官学而走其他仕宦捷径的情况于四门俊士中也应大量可见。按上引开元二十一年“每年铨量举送四门俊士敕”文即可反证其时四门学生在学生徒已严重不足，由此才诏敕再由州县生徒中升补。不足原因何在？不外乎是大量寒士已走乡贡或其他途径入仕的道路而不乐附学。
    为了扭转官学教育和监举的衰颓，天宝十二载，玄宗“诏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试，皆须补国子监学生及郡学生，然后听举。四门俊士停”（注：《册府元龟》卷六四○《贡举部条制二》。）。此诏是玄宗意图将贡举与官学教育一体化的举措，但其中的“四门俊士停”却令人费解，既欲振官学，怎又废四门俊士？究其实义，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因寒士不乐入四门学为俊士，四门俊士形同虚置，故废之。停废四门俊士，自然标志着俊士科的正式废止。故天宝十四载后虽诏令恢复乡贡，但却无复俊士生的条令。俊士科名也不复见于中唐。由此定论，俊士科的实际废止，当在天宝十二载。俊士科的停废恰恰与停于天宝年间的秀才科基本同步（注：参见李新强《唐代秀才科停废考》，《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由以上分析来看，绝非偶然。 晚唐时人韦澳说“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用明经、进士。”（注：韦澳：《解送进士明经不分等第榜文》，《全唐文》卷七五九。）韦氏之论也以隐指形式说明，开元、天宝之间，唐初沿袭隋制设立的贡举科目中，俊士与秀士（不包括取专门人才性质的明书、明法、明算）已告无闻，岁举常选始集中于明经及进士二科。在天宝以后的唐人中，虽间有言及四门俊士的，当或是追述旧制，如柳宗元《四门助教厅壁记》中所及；或是依袭旧称习惯，指称四门学生徒中无品荫的寒士，如欧阳詹《大学张博士讲礼记记》中的“四门师长序八方俊造自其馆”（注：《全唐文》卷五九七。），而官方规定中，国子监四门学中已无四门生和俊士生的明确分类了。元和二年重新限定两监生徒定额，其西监四门馆生三百员，东监四门馆生五十员，均无上述分类（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韩愈的“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在涉及四门馆学生取补条件时，虽言准之于《唐六典》，但也只有“准《六典》，……四门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补充”的传载。而于以“庶人子为俊士生，”及学生八百人之数皆截之不取（注：《韩昌黎集》卷二七。）。由此种种，我们可论定，自天宝末俊士科废止后，中唐以降，俊士科及与之相衔接的四门俊士已不复存在于唐代历史了，至于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及北宋仁宗年间虽曾一度于国学中恢复四门学士，但那仅仅是沿袭唐朝前期的生徒类别名称。俊士一科已却之不复。
    总之言之，俊士科是一门以无资荫有才艺的寒士为录取对象，与官学教育中的四门俊士密切相连的贡举科目。它创置于隋开皇中，定型和发展于唐代武德至永徽年间，式微于咸亨以后，停废于天宝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