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上述高官当中，出身于原北周地区占绝对多数。然而，真正出自北周创业集团或来自原北方六镇者却实在少见。如前所述，隋文帝上台时对北周皇族宇文氏所进行斩草除根的杀戮，所警戒的就是宇文氏在关陇集团中的影响力，有此深忧，明显不会倚重北周旧班底。实际上，文帝此后政治清洗的矛头，主要就是针对与北周政权有较深关系的上层官员。相反，他着力培养并重用者，则为其亲族、旧部（含其父杨忠）、同学和故友，亦即与其颇有渊源关系又在政治上坚决拥护他的新人。
    纵观文帝的经历，在登基之前，仅在保定五年（565 年）担任随州刺史和建德六、七年（577、578年）先后担任定州的南兖州总管这样两次外任机会，且任期都很短，没有机会发现并培养起自己的干部队伍，其一生基本在关中活动，所熟悉的大多为关中人士，由此决定了其用人的地域局限性。而且，他没有显赫的政绩军功，这既决定他不会重用那些高望重者，又决定了他缺乏自己的人事班底，就隋朝官僚的家族背景而言，皇室自称其出身的弘农扬氏居中心地位，与皇亲国戚一起控制朝政，此外受重用者为文帝的故旧。人事基础的薄弱，使得文帝不能不在杨氏之外，倚重皇后独孤氏系统的人马，这批人以高颎为代表。当然，隋文帝上台后也尽量提拔一批政绩突出的新秀，表明他并不囿于原来的小圈子。所以。造成文帝多用关中人士的结果，乃由其人事基础薄弱所致。
    人事基础的欠缺，使他不敢轻信别人，开皇五、六年（585、586年）先后发生了王谊、刘昉、宇文忻、梁士彦等开国功臣的背判事件，使他对那些貌似忠诚的官僚更加怀疑。在高度集权体制下，直言敢谏的忠臣往往成为打击的目标，而政治面目掩盖得完美无暇的野心家却飞黄腾达，鱼龙混杂，忠奸难辨。性急的文帝越来越失去了耐心，心里老是提防着朝廷内部出现朋党。
    平陈之后，尚书右仆射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因被人指摘为朋党而免职，隋文帝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权力进一步集中到皇族手中，如吏部的柳述（女婿）、礼部的杨文纪（弘农）、兵部的柳述、刑部的李圆通（家将）、民部的韦冲（皇孙齐王暕岳父）和工部的杨达（皇侄），不但六部全为皇亲国戚所控制，而且，出纳帝命的门下、内史二省长官也转由皇族担任，特别是在开皇末年，废立太子的事件造成的强烈冲击，一代良相高颎失势，中枢权力完全为皇室所控制，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中央集权转为皇室集权，表明晚年的文帝已经不再充满自信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为隋朝用人之一大变化。炀帝上台后，虽然缓和了皇室垄断政权的局面，但他转而大批重用南方人士，造成用人上的又一变化，这当然是后话了。
    山东和江南人士在权力中心所占比例甚低，其主要原因恐怕在于统一的时间太短，这些地区官员的政治立场尚未经受考验，文帝对他们还不熟悉，因此还谈不上委以重任的问题。但是，在六部尚书以下官职中，山东和江南人士占有相当比例亦是不争的事实。据粗略统计，北齐出身而转仕于隋者，有：
    杨德林、薛道衡、高励、乞伏慧、卢昌衡、李孝贞、魏澹、陆爽、杜台卿、辛德源、樊子盖、刘权、慕容三藏、李谔、源师、郎茂、高构、张虔威、房彦谦、裴矩、刘龙、王劭、刘弘、游元、冯慈明、刘子翊、陆彦师、房恭懿、公孙景茂、何妥、马荣伯、王通、房晖远、刘焯、刘炫、王孝籍、李元操、刘臻、崔儦、诸葛颖、孙万寿、庾季才、卢太翼等。
    南朝出身而仕于隋者，有：
    柳裘、明克让、许善心、麦铁杖、来护儿、周罗、周法尚、鲍宏、裴政、柳庄、陆知命、虞世基、裴蕴、姚察、元善、王頍、萧该、袁充、王贞、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耿询、萧吉、许智藏、万宝常等。
    他们或者治理一方，政绩斐然；或者在中央部、寺担任副职，虽然不参加高层政治决策，但却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亦是要职。李德林长期担任内史令，为重要决策人物；薛道衡和陆彦师一度典选，甄别士流，力图改变隋初用人路线；柳裘助隋文帝政变篡周；麦铁杖、来护儿勇冠三军，屡建军功。至于文化部门，则几乎为北齐和江南人士垄断，异彩纷呈，正因为有此基础，所以在社会文化走向繁荣的炀帝时代，他们就能以文辞才华脱颖而出，攀龙鳞，附凤翼，扶摇而上。显然，文帝对于山东和江南人士还是能够兼容并包，量才录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日益安定之后，他们也越来越多地登上政治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是，毕竟山东和江南人士出自原来的敌国，要说完全将他们与出身关中的官人一视同仁，却也不现实。开皇前半期，文帝对山东和江南人士明显抱有戒心，而李德林在中央屡遭高颎和苏威的排挤，最后被文帝逐出中枢机构，也不能说没有畛域之见。至于能否将权利之争、地域歧视和帮派壁垒等官场中常见的纠葛，抽象为确定不移的排他性组织路线，尚可研究。
    总而言之，文帝的用人，在开皇前期是以助其改朝换代的两京地带出身的汉族官人为中心，融合胡族支持者而展开的，并随着统一的进程而不断吸收山东、江南士人参加，然而，到了开皇中后期，由于多次发生的政治斗争，加重了文帝对百官的猜疑，又由于太平盛世而增长的骄慢、家庭不幸而造成的焦躁失望和老年的偏执等因素，中央集权日益蜕变为皇帝个人专断，形成皇族近臣遍布朝廷要津的不正常局面。过度的集权无助于克服潜在的分裂因素，反而加剧了隋朝内部的政治矛盾。注意内部协调与平衡的组织路线破产，标志着隋朝已露出破绽而面临新的转折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