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的中国版图，大体上承自西汉以来的规模而历经沿革。隋朝的统一辖区（以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为准）的规模， 基本上包括原北周后期辖区、陈的辖区及吐谷浑控制的西北地区。史称隋朝辖区“东、南皆至于海”，当包括渤海、东海（今黄海、东海）、南海及海区所属各岛屿；“西（西北）至且末”，约到且末、鄯善、伊吾3 郡西境与西突厥等族近邻；“北至五原（在今内蒙古五原以南）”。约从五原郡北境向东伸延，经榆林、定襄、涿、渔阳、北平、柳城、燕、辽东诸郡北境，分别与东突厥、奚、契丹、高丽为邻；从五原郡西境向西伸延，经灵武、张掖、伊吾等郡北境，分别与东、西突厥为邻。西部至且末、西海、河源、临洮诸郡南境，同昌、汶山、蜀、临邛、越雋诸郡西境，与青藏高原各族近邻；西南至越雋x、犍为、泸川诸郡南境，牂柯、郁林、交趾（在今广西西南隅至越南北部）诸郡西境，与昆明、爨等族错近。交趾郡以南的九真（在今越南北部）、日南（在今越南北部）2郡，东临南海， 也属隋朝的统一辖区范围（注：以上参《隋书》卷29地理志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五册。）。隋朝开创了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次统一（第一次统一为秦汉时期，第二次统一为隋唐时期，第三次统一为元明清时期）的前期业绩，它的边疆经略，是整个王朝经邦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有着相应的历史地位。本文着重以隋朝推行的有关边防对策和措施为线索，探讨其边疆经略的大体过程及成败得失。
    阻击突厥，备御北疆，抚定西域
    6世纪中叶，突厥建立汗国并称雄漠北地区。 隋朝建立初期即面临突厥南下的威胁。针对这一局势，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备边对策和相应措施，主要有下列3个方面。
    1.加强军事部署，抗击突厥。文帝前期，近北诸州历经沿置、增置，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军事与行政密切结合的防务体系，如主管州政的刺史兼掌军事，负责军政的总管区域进一步加强。近边幽（沿北周置）、营（开皇初年置）、玄（开皇六年置）、代（开皇五年置）、西汾（开皇四年置）、朔（开皇初年置）、并（沿北周置）、云（榆关，开皇五年置）、夏（沿北周置）、原（沿北周置）、秦（沿北周置）、凉（沿北周置）、灵（沿北周置）、兰（开皇初置）等总管府的建置及其率兵守防陆续到位（注：诸州总管府建置主参《隋书》卷29、卷31地理志。）。开皇二年（582年），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 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以加强朝廷对北疆边事的全面控驭。其时，突厥沙钵略可汗以北周女婿（沙钵略的爱妻为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的身份报隋灭北周之仇，与故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进攻隋境。高宝宁率兵自东线进攻平州，“攻陷临渝关”（注：《隋书》，卷1，高祖纪上；卷84，突厥传。 ）。沙钵略与菴罗、达头、阿波、贪汗合称5 可汗号称“控弦之士四十万人”从西线越过长城分两路攻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六畜咸尽”（注：《隋书》，卷84，突厥传。），损失惨重。文帝部署加强全面反击：开皇三年（583 年）遣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数万”，出卢龙塞讨伐高宝宁兵。高宝宁向突厥求援，突厥受制于西线，“不能援”。高宝宁败入契丹，为其部属所杀，东北“遂安”（注：《隋书》，卷39，阴寿传。）；遣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节度诸道军，以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内史监虞庆则、秦州总管窦荣定、左仆射高颎等为分道行军元帅出塞讨击突厥。高颎率军出宁州（炀帝大业三年改为北地郡）道，虞庆则出原州（大业三年改为平凉郡）道，负责狙击突厥南犯，“镇遏缘边”，配合防守京辅北境（注：《隋书》，卷41，高颎传；《资治通鉴》，卷175， 陈长城公至德元年八月。）。杨弘率军“数万”出灵州（大业三年改为灵武郡）道，“大破”突厥兵，“斩断千级”（注：《隋书》，卷43，河间王弘传。）。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大业三年改为武威郡）道，历经苦战，大败阿波可汗兵。阿波兵锋屡次被挫，“请盟而去”（注：《隋书》，卷39，窦荣定传。）。杨爽亲督李充等4 将率大将出朔州（开皇十六年置为庆州，大业三年改为弘化郡）道，大破沙钵略可汗兵于白道（即古阴山之南北主要通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虏获千余人，驱马牛羊巨万”（注：《隋书》，卷44，卫昭王爽传。）。沙钵略身负重伤“遁逃”。“其军中无食，粉骨为粮，加以疾疫，死者甚众”（注：《资治通鉴》，卷175，陈长城公至德元年四月。）。隋军几路大军的有力反击，突厥南攻无法得逞。沙钵略可汗与其他各汗之间矛盾加深。文帝因势利导，先与达头、阿波、贪汗等可汗连和，又在沙钵略势力越来越孤立之际，主动与之盟好。于是，突厥势力北辙，北疆战事渐而平息。
    2.修筑长城，强固北疆戍防。隋朝在击退突厥大举进攻前后，重视北疆沿边地带的防务。除了重兵屯驻外，还修缮和增修了长城及其他关防设施。文帝即位之后，确定了以防御为主的治边战略。面对突厥称雄漠北、南下挑战的严重局势，他指示北上戍边诸军，对近边各族，严格遵守“有降者纳，有违者死”的政策，强调对边族投归者不得动辄用兵，“被其拥仰，放听其旧”。尤其要致力于“广阔边境，严治关塞，使其民不敢南望，永服威刑”（注：《隋书》，卷84，突厥传。）。于是，“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注：《隋书》，卷84， 突厥传。 ）。如开皇元年（581年），文帝命韦冲“发稽胡修长城，汾州胡千余人，在塗亡叛”者赴役，“二旬而罢”（注：《隋书》，卷1， 高祖纪上；《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四月。）。 因为时间短，此次修长城， 大致只能在某些旧的城段上略加修补而已。 开皇五年（585年），又命司农少卿崔方仲“发丁三万，于朔方（夏州）、 灵武（灵州）筑长城，东（应为西）至黄河，西（应为东）拒绥州（炀帝大业三年改为雕阳郡），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 开皇六年（586年），复命崔方仲“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注：《隋书》，卷60，崔方仲传；《资治通鉴》，卷176， 陈长城公至德三年十月、四年二月。）。开皇七年（587年）， 又“发丁男十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注：《隋书》，卷1，高祖纪上。）。炀帝在位时，以更大的规模修筑长城。如大业三年（607年）， “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胜州），东至紫河，二旬（《隋书·炀帝纪》作“一旬”）而罢”（注：《北史》，卷12，隋炀帝纪。）。大业四年（608年），“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以东”（注：《隋书》，卷3，炀帝纪上。）。据专家考证， 隋朝自文帝开皇元年至炀帝大业四年（581年～608年）前后29年间，凡7次调动大批民工修筑长城。其修筑方位大致西自今宁夏灵武向东曲延，经陕西横山、绥德，穿过黄河入山西离石北、岚县境，抵北京居庸关，再经北京密云、河北蓟县、卢龙至秦皇岛海边。主要是对前代旧长城进行修缮补筑，附以新修的城堡等长城配套设施（注：参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中国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出版），卷6，兵垒，页155～156。）。这段长城的修缮补筑， 作为备御北疆突厥及其他边族南下的军事设施，是隋朝边疆经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