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运用政治手段控驭边事。隋朝为了狙击突厥南犯，以军事戍防为主，同时运用政治手段，作为安边的重要策略。隋初，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各可汗中称强，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其他可汗，与阿波和西部达头等可汗之间既采取反隋的联合行动，又存在着种种矛盾。文帝在进行反击突厥的斗争中，采纳了臣僚长孙晟的建议，对突厥诸汗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计策（注：《隋书》，卷51，长孙晟传。）。当沙钵略联合菴罗、达头、阿波、贪汗等兵向隋发动全面进攻之际，文帝首先遣使劝说与沙钵略有隙的达头可汗息兵，与达头连和。又利用阿波可汗素被沙钵略所忌、出兵后又被窦荣定军击败的有利时机，命长孙晟说服阿波与隋结好，以避免“致败”受辱于沙钵略。长孙晟还对阿波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沙钵略）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注：《隋书》，卷51，长孙晟传。）？阿波听从长孙晟的劝说，向隋称臣盟好，并与其“素睦”的贪汗可汗率众投归西面达头可汗。此时，沙钵略南进势力陷于孤立，又受逼于西部达头、阿波的挟攻。接着，文帝又利用杨爽等军大败沙钵略兵于白道之机，对沙钵略敞开了结好的大门。沙钵略遣使朝贡求和。文帝厚待之，赐沙钵略爱妻千金公主“为杨姓，改封大义公主”，认沙钵略为大隋女婿。又封沙钵略为“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注：《隋书》，卷51，长孙晟传。）。从此，突厥联合反隋的北疆一线息战，突厥内部争斗加剧，沙钵略与达头相攻，突厥正式分为东、西两部分。
    东西突厥分立之后，沙钵略可汗及其后人为东突厥仍然控制着漠北地区，以达头可汗及其后人为西突厥在前室点密（达头之父）可汗开拓的基础上控制着西域北部地区。隋朝面对东、西突厥并立的复杂形势，仍以军事防御为主，并尽可能发挥安边的政治手段。 如开皇七年（587年），沙钵略死后，文帝复用长孙晟策，以婚姻作为分化和控制东突厥的政治筹码。从开皇十七年至十九年（597年～599年），文帝先后以宗女安义公主和义成公主嫁突利（名染干，沙钵略之弟处罗候可汗之子，时为东突厥小可汗），并封突利为启民可汗。而都蓝（名雍虞闾，沙钵略之子，沙钵略死后为嗣为大可汗）不服，发兵进攻启民（突利）。启民败归隋朝。隋朝安置启民及其部众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复迁启民及其所部于河套以南之“夏、胜二州之间”（注：《隋书》，卷84，突厥传。）。都蓝愤而发兵攻隋，隋以大军备之。都蓝兵未入塞为部下所杀。文帝遣晋王杨广率军与启民联兵，乘东突厥各部势颓（内乱及受铁勒所攻）之际出攻漠北，“启民遂有其众（主要是原都蓝属下各部）”（注：《隋书》，卷84，突厥传。）。此后，隋朝通过扶植启民实际控制漠北大部分地区。隋朝对西突厥主要通过宣示武力威势、疏导说服以争取内属。文帝末至炀帝初，泥撅处罗（达头之孙）为西突厥大汗，下统2小可汗及各部。但泥撅处抚御无方，内乱不已， 又受近邻铁勒所攻，处境艰难。炀帝遣使臣崔君肃持诏书慰谕。但泥撅处罗傲慢不受诏。崔君肃耐心说服，晓之以理，阐明启民可汗请与隋连兵，将一举消灭你泥撅处罗，但大隋天子不忍这样做。向夫人（泥撅处罗之母，达头乱时入居长安）受天子礼待，“处于宾馆”，一直生活得很好。但她作为你的母亲，很为你的前途担心，“旦夕守阙，哭泣悲哀”。崔君肃又强调说，此次奉使，固持天子诏命，也受向夫人的嘱托，令你“内属，乞加恩礼”，同启民可汗一样归属朝廷。这样，“国（西突厥）乃永安，而母（向夫人）得延寿。不然者，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当受戮而传虏廷。发大隋之兵，资北蕃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死亡则无日矣。奈何惜两拜之礼，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称臣，丧匈奴国也”（注：《隋书》，卷84，西突厥传。）。泥撅处罗听了感动不已，“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注：《隋书》，卷84，西突厥传。）。此后，隋朝复几番遣使，泥撅处罗可汗完全被说服，向隋称臣。炀帝赐泥撅处罗“号为遏萨那可汗，赏赐甚厚”（注：《隋书》，卷84，西突厥传。）。
    隋朝通过政治手段的施展，加速了突厥上层集团的分化及其南下强势的瓦解。政治与军事的结合运作，取得了狙击突厥南下、全面控制东西突厥、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乱以及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北疆至西域局势的显著效果。
    平定吐谷浑，加强西北守防
    南北朝时期，控制着青海湖至西域东南一带的吐谷浑政权，与东魏及北齐时有通使往来，而与西魏及北周则不时发生争战。隋初，吐谷浑兵继续东渐挑衅，隋军予以反击。如开皇元年（581年）， 吐谷浑兵攻凉州（大业三年改为武威郡），文帝遣行军元帅元谐等“率步骑数万击之”，大败吐谷浑兵于丰利山（在青海湖东）。又败可博汗（吐谷浑可汗夸吕之太子）于青海湖畔，“俘斩万计”，“其王侯三十人各帅所部来降”，“可汗夸吕帅亲兵远遁”（注：《资治通鉴》，卷175，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八月。）。此次战后，隋朝“留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凉州”，加强西北守防。此后，吐保浑兵再度东侵，隋军一再给予反击。如开皇三年（583年），汶州总管梁远击退了吐谷浑兵对临洮的进攻， 廓州（大业三年改为浇河郡）守军击退了吐谷浑兵的犯境（注：《资治通鉴》，卷175，陈长城公至德元年四月。）。隋军的守防， 迫使吐谷浑的兵锋收敛。文帝即相机推行以政治抚绥为主的安边政策。如开皇十一年（591年），吐谷浑大汗夸吕死，子世伏继立。 文帝接受世伏“奉表称藩”。次年，遣刑部尚书宇文使吐谷浑抚慰（注：《隋书》，卷83，吐谷浑传。）。开皇十六年（596年）， 又以光化公主嫁世伏可汗（注：《隋书》，卷83，吐谷浑传。）。这些措施，改善了隋朝与吐谷浑的关系，缓和了西北沿边地带的军事局势。开皇末年，吐谷浑内乱，世伏可汗被杀，伏允（世伏之弟）继立为可汗。伏允虽保持与隋朝的臣属和通使朝贡关系，但与西突厥达头可汗等反隋势力（达头与隋连和后复又反隋）常暗相结纳，时常利用通使往来探访隋朝的军事动向。文帝对此有所觉察，且“甚恶之”（注：《隋书》，卷83，吐谷浑传。）。仁寿间（601年～604年），吐谷浑接纳了被隋军击败而前往投奔的达头可汗（时达头已自立为步迦可汗）（注：《隋书》，卷84，突厥传。），暴露了吐谷浑的背隋倾向。至炀帝时期，吐谷浑“职贡不修”（注：《隋书》，卷84，西突厥传。），隋朝与吐谷浑的关系再度恶化，其时，隋朝经略西突厥，而吐谷浑的骚扰阻断了通往西域的河西道路。为此，隋朝伺机对吐谷浑采取军事行动。大业四年（608年）， 炀帝利用吐谷浑伏允可汗被铁勒攻败遁入西平郡（前鄯州）境之际，令京兆尹杨雄“总管浇河（郡，前廓州）诸军事”（注：《隋书》，卷43，观德王雄传。），以左卫大将军宇文述领鹰扬郎将梁元礼、张峻、崔师等率军追击，“大破之”，“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前后虏男女四千口”（注：《隋书》，卷61，宇文述传。）。伏允可汗败走覆袁川（在青海湖东北）。次年，炀帝遣兵部尚书段文振、太仆卿杨义臣、将军张寿等率大军追击，“四面围之”，伏允复遁走。其仙头王大败穷蹙，“帅男女十万余口来降”（注：《资治通鉴》，卷181， 隋炀帝大业五年五月、六月。）。隋军直捣吐谷浑都伏俟城（在青海湖西），伏允败逃入党项界。此次战役，吐谷浑势力全面崩溃。炀帝封吐谷浑慕容顺（伏允子，此前入朝，炀帝留之未遣还）为可汗，“送至玉门，令统其余众”（注：《资治通鉴》，卷181， 隋炀帝大业五年六月。）。隋朝在所克的吐谷浑故地增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4 郡治之。同时加强军事防务，“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命卫尉卿刘权率军“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注：《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