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征伐林邑。秦汉时期，林邑大部分地区属于象郡（秦）和日南郡（约今越南中部至南部地区）所辖。东汉以后，林邑控制地区北扩，东晋至隋称林邑国，其北境约达横山（亦今越南中部横山一带）。隋朝驩州（大业三年改为日南郡）南境仍以横山与林邑毗邻，并继承前代以林邑为藩属。林邑“乃遣使献方物”。“其后朝贡遂绝”，隋朝即派军征伐林邑。仁寿末至大业元年（605年）， 炀帝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率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开府秦雄及大将军张愻等分陆海两路向林邑进攻。宁长真、李晕、秦雄率“步骑万余”出越裳（驩州属县，在州治九德以南）南进。刘方与张愻率“舟师出比景（在横山南，时在林邑北境）”，“军至海口（即林邑北境之阇黎江出海口）”（注：据《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正月胡注；《读史方舆纪要》，卷112，演州阇黎江。）， 击退了林邑王梵志派出的“守险”兵队，“师渡阇黎江”。梵志遣巨象队四面迎击，以强势败刘方军。几经激战，刘方军反败为胜。林邑大象队多陷入隋军设计的隐蔽地洞，刘方军乘对方象队大乱以锐师攻击，“林邑大败，俘馘万计”。刘方军乘胜追击，梵志败逃，克其都城（典冲）。刘方军复奉命班师。梵志返其都城，“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这次战役，隋朝以所克横山以南地区置荡、农、冲3州（大业三年分别改为比景、海阴、林邑3郡），州以下各领4县。隋朝在今中南半岛的辖区，由横山推向冲州南境，约达林邑都城典冲西北近地一带（注：参《读史方舆纪要》， 卷112，演州象浦城。）。但至炀帝后期，朝政衰落，政局动乱，增置之3州（郡），“复没于林邑”（注：本段除个别加注外，主参《隋书》卷53刘方传、卷82林邑传、卷31地理志下；《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正月、三月～四月；《读史方舆纪要》卷112演州象浦城；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
    5.进军流求。流求（今台湾省），东汉至南北朝称为夷洲，至隋代始以流求名世，位于东海海区南部，往南毗邻南海海域。隋朝君臣当初对流求地区的了解还十分贫乏，炀帝嗣位后即决定派使臣一探究竟。大业三年（607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流求异俗”， 由海师何蛮导航渡海使流求。朱宽一行到达流求后，因语言“不相通”，仅“掠一人而返”（注：《隋书》，卷81，流求传。）。次年，炀帝复命朱宽使流求“抚慰之”，“流求不从”，朱宽等“取其布甲而还”（注：《隋书》，卷81，流求传。）。炀帝显然视流求对隋使的拒绝为一种挑衅，遂决定对流求用兵。大业六年（610年），炀帝遣武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一作州）率军“万余人”出征流求。陈稜、张镇周军自义安郡（前潮州）出发，渡海“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抵达流求。陈稜遣通达语言者“慰谕之”，流求王“不从”。张镇周率军为先锋，击退了前来拒战的流求王渴剌兜兵。陈稜率军击破了流求小王老模所在的低没檀洞，“斩老模”。又分兵5路围攻流求都邑， 进逼渴剌兜所在的婆罗檀洞。渴剌兜在其洞栅堑外围布阵决战。陈稜集中精兵猛攻，“从辰至未，苦斗不息”。渴剌兜“军疲”难敌，退入栅堑。陈稜军乘胜围攻，大破之，“斩渴剌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一作万余）而归”（注：《隋书》，卷64，陈稜传；卷81，流求传。《资治通鉴》，卷181， 隋炀帝大业六年正月并胡注。）。
    综合上述，针对隋朝边疆经略提出一些认识撮要如下。
    1.隋朝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隋朝边疆经略是整个王朝统一事业和经邦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致力于广大边疆地区的军事备御和行政管辖，加上军政策略上成功的系列运作所发挥的优势，取得了稳定边疆、巩固统一的相应效果。尤其在北疆地区，隋朝有效地狙击了突厥势力的南下，加速了东、西突厥的分立，削弱和孤立了东、西突厥的敌对势力，化敌为友，尽可能地扩大了王朝的统一阵营，从而制止了北疆至西域一带地区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战乱，促进了这一地区相对稳定局势的形成。朝廷对西南和海疆地区的军政经略，平息了断断续续的反隋“叛乱”活动和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这些地区的统一管辖。隋朝的统一事业及其经邦治国所取得的成就，为后来唐朝开创更大的统一业绩奠定了前期基础。隋朝边疆经略在其统一事业和经邦治国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有着相应的历史地位。但是，隋朝边疆经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严重后果不容忽视。如修长城征用劳役，文帝期间多时每次达到10万至15万人，炀帝有一次达到百余万人。尤其是隋炀帝发动三次征高丽的战争，仅第一次战役就动用了军队及民夫总计“大致为350 万人”之多（注：《隋唐五代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出版，平装本），页17。）。三次战役造成的巨大损失不计其数。不论修长城或征高丽之役，均如同炀帝即位后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等大型工程以及炀帝为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需要常年出巡等大规模活动一样，强征劳役，滥用民力，给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苦难，使国家大伤元气。朝政的腐败、衰落，上层集团陷于分裂，危机四伏。社会矛盾进一步剧化，再也无法维持其正常统治。官逼民反。从大业六年（610年）开始，东都、 山西等地发生了反对隋朝统治的民众起义。此后，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民众起义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风起云涌。隋朝在各地民众起义和各种反对势力的打击下灭亡。由于隋朝的衰落，边政一再失驭，曾经平息的边乱以及一度出现的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风光不再。尤其在隋朝亡后，北疆至西域地区的东、西突厥复聚强势，与初建的唐朝分庭抗礼。事实表明， 隋朝前后虽然仅历38 年（581年～618年）时间，但其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与整个王朝统治的盛衰息息相关，也极大地影响着边疆地区的治乱安危。
    2.隋朝经略流求的历史意义。隋朝遣使和进军流求，虽然谈不上什么建树，但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事件本身。流求即今台湾省，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称为夷洲，隋朝时夷洲始以流求名世。此后，流求（或作琉球）名称沿用近千年，至明代或称为东番，清代时才改称台湾，但仍有称台湾为流求者（但流求改名台湾后，琉球被作为今琉球群岛的专称，与台湾无涉），可见隋朝之经略，首先对台湾古代名称的沿革影响之深远。台湾（夷洲、流求）自古以来与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但有史可考的大陆与台湾的政治联系，则始于三国时期吴国对夷洲的军政经略（三国吴大帝孙权黄龙二年，230年）。 隋朝出使及进军流求（隋炀帝大业三年～大业六年，607年～610 年）， 表明历史上自三国以后370多年间，大陆政治势力再次到达台湾的事实。 《隋书》不仅记述隋使及其军队与流求交涉和交战过程，而且提供了有关流求及大陆与流求关系的其他重要史料。如称“流求国，居海岛中，当建安郡（前为闽州，约今福建）东，水行五日而至”（注：《隋书》，卷81，流求国传。）。又称陈稜军“自义安〔郡〕（前潮州）汎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注：《隋书》，卷64，陈稜传。）。其间舰队“至高华屿（今台湾澎湖列岛之花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即当今澎湖岛），又一日便至流求”（注：《隋书》，卷81，流求国传。）。这是历史上有关台湾地理位置、大陆通向台湾航路及里程最早而又比较具体的文字记录。陈稜为了克服进军流求的语言障碍，从南方籍士兵中选派“颇解”流求语的“昆仑人”为翻译（注：《隋书》，卷81，流求国传。），反映隋军经略流求以前就存在着海峡两岸的语言文化交流。陈稜舰队到达流求岸边时，“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注：《隋书》，卷64，陈稜传。），也反映了在此以前海峡两岸民间商贸往来的活跃情景。此外，《隋书》还记述了流求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土等情况，强调地理和文化习俗上流求与大陆的一体关系。如称流求物产“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注：《隋书》，卷81，流求国传。）。这些可贵的资料记录，乃是发端于隋朝经略流求后载入史籍。可见，隋朝之经略流求，对促进后世发展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3.关于隋炀帝三征高丽的战争性质问题。炀帝发动三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国内外一些史家将其与近代意义上的侵略战争相提并论，实际上是不恰当。隋朝继承汉、晋以来的历史传统，同其与边境其他各族或族国一样，与高丽重新确立宗藩关系。隋朝与高丽双方均赋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宗主国的隋朝，在政治上对高丽实行羁辖，高丽王及其主要臣僚，要经隋朝的册封或其他方式认可。隋朝有责任保护高丽，并对高丽的入使、上贡给予赏赐或物质回报等。高丽王接受隋帝的册封，遵从朝廷的管辖并为朝廷守边，谨守臣礼、臣节，常年遣使入朝和朝贡，但享有治理本境的权力。炀帝发动大军进攻高丽的主要导因是宗藩关系受到干扰和破坏。高丽王一再不守臣礼、臣节，“驱逼”边族，挑起边乱，心怀异志，对抗朝廷。文帝曾下玺书并遣使进行说服、疏导，但收效甚微。至炀帝时复命高丽入使，在位的高元王仍然我行我素，矛盾一再激化。炀帝认为高元如此胆大妄为，是对其天威和宗主国地位的严重挑战，这是炀帝三征高丽的导因所在。三征高丽两败俱伤，以高丽“请降”收场。高丽经受了战争的巨创；隋朝则遭到更加惨重的损失（注：以上主参《隋书》卷4炀帝纪下、卷67裴矩传、卷81高丽传。）， 国家元气大伤，内外矛盾加剧，成为整个王朝衰亡的一大诱因。为此，炀帝三征高丽之役受到后世的诸多非议理所当然。但就其战争性质而论，仍然属于隋朝边疆经略的范畴，属于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国内战争，与近世概念上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不能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