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抚边服，略定西南
    隋朝西南地区大体上包括沿北周而置的西宁州、南宁州及南宁州以南的濮族地区。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主要着力于军政上比较敏感的南宁州境内爨（东爨、西爨）、白、昆明等族。爨为当地之强，其与朝廷的向背直接影响着近邻各族。北周时，朝廷册命爨族首领爨瓒“遥授刺史”，管辖南宁州。爨瓒死后，其子爨震“相承”刺史任。隋初，爨震遣使朝贡，但其“恃远不宾”，“臣礼多亏，贡赋不入，每年奉献，不过数十匹马”，州境各族，也“苦其苛政”（注：《隋书》，卷37，梁睿传。）。文帝命西南守军“清抚边服”，以维护本地区安定为主，慎用武力。复遣韦冲（韦世冲）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注：《隋书》，卷47，韦冲传。）。韦冲在南宁布兵戍防，抚慰各族。西爨首领爨翫等皆至总管府表示归附，隋朝拜爨翫为昆州刺史。后爨翫等“复叛”（注：《新唐书》，卷222下，两爨传； 《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七年二月。）。于是， 隋朝再次派军实行武力征讨，同时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政管辖。开皇十七年（597年），文帝遣左领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讨伐西爨等“叛部”。 史万岁率军从南宁州西部进击，“入自蜻蛉川，经弄冻（栋），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攻破了各“叛部”的要害据点。复“渡西二河，入渠滥川，行程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注：《隋书》，卷53，史万岁传；《资治通鉴》，卷178， 文帝开皇十七年二月、开皇十八年十二月。）。爨翫等降，但后“复反”（注：《隋书》，卷53，史万岁传；《资治通鉴》，卷178， 文帝开皇十七年二月、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仁寿二年（602年），大将军刘哙、 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奉文帝命率军再次进讨爨翫等部。爨翫 “惧而入朝，文帝诛之”（注：《新唐书》，卷222下，两爨传；《资治通鉴》，卷179，隋文帝仁寿二年三月。）， 西爨及其近邻各族的“叛乱”遂被平息。隋朝在西南地区陆续调整和加强军政设置。如隋初承北周沿置南宁州。开皇四年至五年（584年～585年）间，置南宁州总管府（注：据方国瑜考证。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上册，页225。），韦冲为总管， 并于此州属下增“置恭州、协州、昆州”（注：《新唐书》，卷222下， 两爨传。），命本地区部族“土长为刺史”（注：据方国瑜考证。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上册， 页225。）。又沿北周置严州。开皇六年（586年），改严州为西宁州。 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为越嶲郡，下统越嶲、邛都、苏祗、可泉、台登、邛部6县（注：《隋书》，卷29，地理志上。）。 隋朝通过军政上的各项措施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辖。
    备御东北，讨伐高丽
    隋朝辖区的东北边境， 大致承自北周灭北齐（北周武帝建德九年， 577年）以来的格局，北沿约达柳城（前辽西）、燕（亦前辽西）、 北平（前平州）、渔阳（前玄州）、涿（前属幽州）诸郡北境，自东至西与契丹、奚族地区接壤。炀帝征高丽（大业八年，612年）， 置辽东郡，自此东沿到达辽水，北、东与契丹、高丽族地区毗邻。契丹以西、奚以北为霫族地区。契丹、霫以北至外兴安岭为室韦族各部地区。室韦以东、高丽以北至今俄罗斯鞑靼海峡及其以东之萨哈林岛（库页岛）、鄂霍次克海之善塔尔群岛一带为靺鞨诸部地区。辽东郡、契丹以东至朝鲜半岛中部为高丽地区。朝鲜半岛南部为新罗、百济地区。隋朝继承历代传统，以宗主国名分同上述各族或各族政权建立藩属关系。
    文帝时期，朝廷致力于东北地区的行政设治和军事备御。沿边除了州、郡及所属各县的建置（含沿置和改置）外，还于并州置河北行台尚书省，主管北部及东北地区军政。复后废行台尚书省（开皇九年， 589年），改置4大总管府， 其中并州总管府实际上行使前并州之河北行台尚书省的军政职能。又置幽（承北周置）、营（开皇初置）、玄（开皇六年，586年置）等州总管府，分管东北诸州、郡的军政。 经过修缮的自今山西向东曲延至秦皇岛海边一段长城，主要在于备御东北契丹等族的南下及北部突厥的东渐。
    隋朝通过传统宗藩关系的继承和重新确立，维护其君主国地位，实行对东北各族或各族政权的羁縻式管辖。朝廷对入使朝贡或内附各族或各族政权通常以册封方式明确彼此间的君臣关系。如文帝册封契丹主莫贺弗，“拜大将军”（开皇四年，584年）（注：《隋书》，卷1，高祖纪上。）；授高丽王高阳为“大将军”，又“改封高丽王”（开皇元年，581年）（注：《隋书》，卷81，高丽传。）。高阳死后， 其子高元袭位。文帝复拜高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并许“封王”（开皇十七年，597年）（注：《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二月。）；授百济王余昌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百济王”（开皇元年，581年）（注：《隋书》，卷1，高祖纪上；卷81，百济传。）；拜新罗王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开皇十四年，594年）（注：《隋书》，卷81，新罗传。）。 炀帝时，拜来附的靽鞨首领度地稽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大业初）（注：《隋书》，卷81，靺鞨传。）。隋朝与奚、霫、室韦诸族也保持正常的通使和入贡关系（注：《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3。）。朝廷对入使朝贡的各族或各族政权的使臣，一般都照例给予较为丰厚的物质赏赐，作为宗主国对藩属的回报。但同时要求各藩属忠于朝廷，谨守臣礼臣节，安守本境，防止动乱，否则着加干预。如开皇六年（586年）， 契丹“诸部相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文帝遣使“责让之”。契丹主当即“遣使诣阙，顿颡谢罪”（注：《隋书》，卷84，契丹传。）。文帝认为其大隋天子的地位不能自处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凡中国境内（包括隋的统一辖区及边疆民族或民族政权地区），都是隋朝的土地和臣民，即所谓“朕受天命，爱育率土”，“普天下之下，皆为朕臣”，“四海之内，具闻朕旨”（注：《隋书》，卷81，高丽传。）。因此，朝廷对地处边疆地区各族或各族政权严重违越臣节，乃至挑起边乱、侵犯边境加以干预，直至诉诸武力。东北地区也不例外，如大业元年（605年），契丹兵攻营州（柳城），炀帝命韦云起率大军20营，联合突厥启民可汗2万骑兵，分4道围击并大败契丹兵，“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注：《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此后契丹不敢轻犯隋边，谨守臣节如旧。隋朝坚持宗藩关系，维护其宗主地位，干预藩属的违节叛逆，终于导致炀帝发动讨伐高丽的大规模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