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集、实录等历史文献中多有“民生”一词的出现，记载不绝如缕。我感到历史上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在思想史与国家政治理念、政府的行政运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应当予以探讨。然而检索已有研究，笔者只发现一篇专论。①
    关于“民生”一词，1979年版《辞海》解释为“人民的生计。如：国计民生。”《辞海》解释“生计”，则是“有关生活的事情，谋生之道。”《辞海》解释“生活”有四个义项：人的各种活动；生存，活着；犹生涯，生计；指工作、手艺或成品。至此，我们认识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计，是百姓谋生之道，属于生活史，属于社会层面的问题。孙中山提倡民生主义，对于“民生”一词深思熟虑，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②这个说法具有包容性。
    《辞海》提到“国计民生”一词，但未有词条，这个词大家耳熟能详，现在常用。不过197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汉语成语词典》倒是将“国计民生”作为词条，解释是：“指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这也的确是现在使用的含义。“国计民生”一词的重要性还在于将“民生”与“国计”连接，即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我们见到的有关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还缺乏从“民生”角度的探讨。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也使用“国计民生”一词，不仅如此，还往往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涉及的内容丰富，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明朝官员，一方面他们属于官方，代表国家在处理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他们是读书人出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社会中的一大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了解地方、百姓的情况，代表着社会。所以我觉得用“士大夫”一词表示这一群体，比使用官员、官吏更具包容性，更适合本文主旨。
    明代士大夫讨论民生问题，属于经世致用，明末陈子龙等选编的《明经世文编》③包含较多反映民生的论述。④因此，笔者以该文编为基础，结合其他文献，将明代士大夫的民生观与实践置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加以归纳解读，并向方家求教。
    一、民生与民本：儒教化国家的君德、官箴与财用
    儒家具有民本思想的传统，要求君主使人民的生活充裕。《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讲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孟子·尽心下》更有民贵君轻的看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君王应重视人民，把人民作为国家稳定的关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也强调厚民生，简称厚生。对照《左传·文公七年》所引《夏书》中“正德、利用、厚生”记载与《左传·成公十六年》中“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之说，“则会发现先秦《尚书·夏书》中的‘厚生’正是‘厚民生’的略语，说明‘厚生’一词已包含了‘民生’观念。”⑤现行《尚书·大禹谟》中禹向舜建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唐孔颖达疏：“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为靡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为民行利除害，使不匮乏，故所以阜财。阜财，谓财丰大也。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三者和，谓德行正，财用利，生资后。立君所以养民，人君若能如此，则为君之道备矣，故谓善政。”⑥可见，儒家化善政在于为君之道，即国君要正己治民，节俭利民，厚生养民。厚生就是要轻徭薄赋，不违农时，保证生计，丰衣足食。儒家的上述思想被宋代新儒家更加强调。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古人所建的元朝，新建立的明朝强调复兴中华文化，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并进入到国家制度。我们看到明朝士大夫奏事建言，每每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谈论民生问题。
    谢迁(1449-1531年)引朱元璋祖训，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忧思民生，使得民安国固，将赈灾作为恤民生以固邦本的事情。谢迁说：
    臣等尝伏读圣祖之训，有曰：凡每岁自春至秋，此数月尤当深忧，忧常在心则民安国固，盖所忧者惟望风雨以时，田禾丰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风雨不时，则民不聊生，盗贼窃发，豪杰或乘隙而起，国势危矣。此盖我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项重地，有此灾伤，陛下尤当仰遵祖训，深加忧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敕户部会集廷臣讲求赈救之方，各衙门一应岁办额办钱粮在此地方者，俱宜暂从蠲免。庶几德泽下而人心咸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残喘，未萌之变可保其或无矣。⑦
    按照谢迁的说法，明太祖朱元璋具有民安国固的思想，把赈济灾荒作为防止民变的重要措施，最担心民不聊生带来社会动乱。谢迁也把“恤民生以固邦本”作为明朝的家法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