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检查部门是否尽责关系到吏治，吏治清浊制约民生遂苦，得出“吏治清而民生遂”、“吏治浊而民生苦”的概括。后来赵南星再次谈及这一问题，他在《申明宪职疏一》中指出：“天下治乱在于吏治，吏治隆污在于廵方，若廵方举其职则无复事矣。”《申明宪职疏二》又言：“巡方者皆若廷宣，吏治自清民生自安。”(63)赵南星也谈士风、吏治、民生的关系。他的《再剖良心责巳秉公疏》说到：“士风大坏，吏治随之，而民愁苦。”(64)
    明朝的著名士大夫多有论述吏治与民生者。中央首辅如张居正《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说：“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65)。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安民生，安民生则在于核吏治，吏治关乎民生。张居正还在《答福建廵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中称赞耿的“安民生”举措是“深达治体”(66)。张居正也上过《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他开宗明义：
    窃惟致理之道，莫要于安民。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侮之虞，而人心爱戴乎上，无土崩瓦解之势，则久安长治之术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67)
    任用清廉官员蠲逋赋，才能安民生。
    地方大员如万历时吕坤(1536-1618年)，巡抚山西，关注基层社会。他的《答毕东郊按台》以积贮为民生的命脉，检验吏治以此为重。他说：
    今天下吏治，有重于民生者乎？民生命脉，有急于积贮者乎？仓庾如洗，虽十尧舜不能活一饿夫；珠玉如山，虽人与千金不如给一升粟。(68)
    可见当时积贮无粮，官员抓仓储是急迫的民生事务。吕坤更能从民生的角度来看明朝的安危，建议万历皇帝勤政爱民，尚俭立德。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疏陈天下安危，其中说到：
    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关陇气寒土薄，民生实艰。自造花绒，比户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无休，千手经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绸，苏、松之锦绮，岁额既盈，加造不已。至饶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须，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诚一切停罢，而江南、陕西之人心收矣。
    臣观陛下昔时励精为治，今当春秋鼎盛，曾无夙夜忧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贫为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宫中虚无所有，谁忍使陛下独贫？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讟愁叹，难堪入听。(69)
    吕坤把人心视为国家的命脉，建言收人心的举措就是改变民生艰难的状况，要求停罢陕西的征花绒、江南的烧造瓷器。还直接劝说万历帝不要想着自己福而使天下贫，警告皇帝人民已经痛不欲生。如此直言，只有以民为邦本为信念的人才能做到。
    由上可知，吏治要求官员厚民生、抚绥民生。因此，民生问题不仅属于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明经世文编》所选的只是明代士大夫的部分奏疏议论，然而却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其中有关民生的论述较多，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关心的重大事情与基本观念。明代谈论民生的士大夫多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能臣，对于朝政与地方社会影响较大，如廷臣刘健、谢迁“以道事君”(70)促成弘治中兴，张居正改革振兴国家，地方大员吕坤推行实政颇有作为。明朝士大夫也发展了民生思想，如朱升说“民生休戚在长吏”，赵南星更指出：“吏治清而民生遂”、“吏治浊而民生苦”，这是对吏治与民生关系的高度概括，极具政治意义与思想价值。(71)这些明代士大夫关心国计民生，颇有建树，影响了明朝历史，他们的言行为人们树立了忧国忧民的形象。历史上的统治危机，多用民不聊生、民生涂炭形容，士大夫往往以天下安定为己任，其民生观念的核心是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明代士大夫有关民生问题的议论与实践，使我们看到儒家主张的民本思想核心是重视民生，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出发点。民生与国计是一体的两个面向，如此国家与社会也成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分立、对抗的敌体。吏治与民生的关系，恰恰说明当官为民、造福一方是对古代官员的基本要求，属于朝廷勤政爱民的政治理念。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民生问题既是生活史内容，也事关社会与国家，值得深入研究。因此，研究士大夫的民生思想与实践，采取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显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