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吏治民生：民生问题的实质在官不在民
    古代中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于社会的管理强调自上而下，官员对君权负责，权力很大。但官员治理社会，则以维护人民生计为基础。万历元年(1573年)张瀚(1511-1593年)为吏部尚书，深知该职的重要性：“初，余之召入秉铨也，思古太宰之职，在知人安民，而惠安民生，莫先综核吏治。”(47)认识到综核吏治事关惠安民生的重要性。
    明朝士大夫治理国家的呼吁中，认为百姓的生活好坏在于地方官的治理如何的看法不少。朱元璋的谋士安徽徽州人朱升(1299-1370年)就有明确的认识，朱升的浙江天台老朋友任职徽州按察，向他讨教，朱升《送分宪张公序》记载：“天台张君行按来徽，责言于故人升以广其政，升以民生休戚在长吏，长吏之贤在通其民情。”(48)认为民生休戚系之于官吏，通民情才可以成为贤长吏。
    事关民生的官员，以州县地方官最为亲民，其贤能很重要。明中期李东阳(1447-1516年)就北直隶冀州修城以防虏防水，评价道：“夫所贵乎守令者，能卫民生、捍民患，以为之父母者也。”(49)认为地方官能解决民众问题才算称职。张岳(1492-1552年)将民生可哀归咎于官员：“法度日弛，民生可哀，任事之臣岂能无责！”(50)嘉靖时潘潢(？-1555年)《申明守令条格疏》谈到治理国家选择知县的重要性，他说：“守令自重，民生自安矣。”(51)并具体提出了5条措施，即精选任、不应格、严旌举、隆体貌、明职务。万历时吏部实行新法：“凡州县卑官，有考语非上等者，即上考而历任稍久者，辄升外卫候缺经历，谓之半王官。”因“卫幕则布满天下，动云待缺，凡州佐县佐以驿丞仓巡之属，每一缺官，辄求代署，恣行画攫”。沈德符(1578-1642年)认为“其蠹吏治害民生，真第一敝政。”(52)
    民生系于吏治，官员的选拔、考核就十分重要了。陆粲《去积弊以振作人材疏》谈到朝廷用人问题，条陈四事，其中建议“久任使臣”条主张：“凡京官任内曾历过知州知县者从优叙用，庶几彼此适均，小大竞劝，人各奋于事功，不敢希冀幸进，民生安而士习厚矣。”(53)还建议“汰冗官”，他说：“京官省则俸禄可减，以纡国用；外官省则供亿可减，以厚民生。乞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系紧要者量为裁革，省一分则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为烦扰，官愈多而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难矣。”(54)万历十九年(1591年)，官员李桢条陈“重责成”等六事，吏部尚书陆光祖(1521-1597年)等廷议认为俱有裨于吏治，于是“议拟上请定夺”，从其《覆湖广巡抚李桢肃吏治以奠民生疏》可知，李桢的题目将吏治指向民生问题，陆光祖等议拟六条措施，回应李桢，即重责成、严荐举、实考语、慎论刺、防宦成、公品骘，指出严荐举“亦未必非激扬吏治之一机也”，公品骘则“殚意彰瘅而吏治顾有不兴者哉”！(55)把肃清吏治作为保障民生之举。万历时郭惟贤任职湖北，下车伊始，表示“抚绥民生”、“振励吏治”是其职责，他说：“臣本驽下，叨役全楚，随事修举，一意安静。以抚绥民生者臣之职也，思为政不在多言，务在力行；以振励吏治者臣之心也，惟是职可得为。”(56)在此，“抚绥民生”与“振励吏治”不可分割。张卤(1523-2598年)《献愚忠以永图善后机宜疏》建言：
    再乞敕下吏部，自后将督抚诸臣托疾章奏俱与罢停，直待事定功成拟加擢用，不得容听其因袭规避，徒启纷纭替代，以致误军机，则国运易危为安，民生转祸为福。(57)
    将官员的能否胜任尽责，作为关系国运、民生的大事。
    为了保证官员队伍的贤能廉洁，监察官员很重要。监察官员考核吏治，实际上是为了民生。张瀚就指出：“至于举劾之宜当者，以吏治臧否，系民生休戚，而全系抚、按之举劾。”(58)巡抚、巡按官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万历时期朝臣赵南星、邹元标对于监察官员与吏治、民生的关系都很关心。邹元标(1551-1624年)曾“陈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几万言。”(59)他议论“圣政”，所上《直抒肤见以光圣德以奠民生疏》讲到：“欲求吏治之肃，民生之遂，在廵方之使能正身率下而已。”如果“操守端则宪纪肃，宪纪肃则群吏畏慑，虽有贪黯者，且将闻风而靡，从化而流矣。货财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60)朝廷派出官员的品质事关地方的吏治、民生，吏治好，民生自然顺遂。赵南星(1550-1627年)论述吏治与民生较多。他曾疏陈天下四大害，其中“吏治日污，民生日瘁，是谓州县之害。”(61)将民生不遂归结为州县官吏污浊。赵南星《覆陈给事疏》指出吏治清浊与民生遂苦的关系，他建议“惩举刺”：
    臣等看得我国家抚按官之设，皆以巡为名。言古者天子巡狩之礼难复，而设官以代之犹夫其自行也。抚按之责，莫大于举刺。举刺当，则吏治清而民生遂矣；举刺不当，则吏治浊而民生苦矣。(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