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对明代士大夫的研究多持批判态度，最典型的是吴晗先生对仕宦阶级的开创性研究中，强调的是晚明仕宦阶级生活的骄奢淫逸，认为：“这一阶级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筑在金钱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费在科举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后，八股文故束之高阁，即切身的现实的如何作(做)事，如何从政，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都一概不管，却用全副精神来讲求物质的享受。”(72)这恐怕是言过其实。近年来，学者注意到明代士大夫的正面行为，如陈宝良指出：“我们当然承认，饱读儒家诗书的知识分子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这是他们的本色当行，事实证明，在明代确实有一批儒家士人以谈论玄虚的‘道’为职责。在这中间却有一个新的动向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从儒家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一批人，他们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有些甚至注意日常生活的琐屑之事。”(73)赵轶峰、常建华探讨了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与移风易俗。(74)现在看来，对于明代士大夫进行多角度的探讨，会使人们对于明代士大夫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①林金树：《高拱和张居正民生思想研究》，《明史研究》第11辑，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69-83页。该文认为：高拱和张居正的民生思想以边防、赋役、吏治为主要内容。高拱更多关注边防与吏治；张居正侧重于赋役征派与产品分配，而重视商业是他们的共同点。作者指出：“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亦即通常所说的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它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而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兼业工商的中国古代社会，解决民生问题，当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为重点，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对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实施常态性的物质救助。同时，整顿吏治，维持法纪，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少受侵害。”(第69-70页)
    ②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2页。
    ③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编《皇明经世文编》，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五百零四卷、补遗四卷，从阁臣、督抚、儒臣与言官四百二十余人的文集和奏议当中，选取关于军国济于实用者分类编排，以人物为纲、时序为次，每一文集又以代言、奏疏、尺牍、杂文为序。本文依据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更名为《明经世文编》，计六大册。吴晗先生影印序对该书有所探讨。
    ④林金树：《高拱和张居正民生思想研究》指出：“《文编》收高拱各类文章计36篇，其中直接与民生问题关系密切者29篇。29篇中，综合类1篇，边防8篇，吏治16篇，赋役4篇；收入张居正文章计102篇，其中直接与民生问题关系密切者85篇。85篇中，综合类1篇，边防50篇，吏治11篇，赋役23篇。这个篇目比例，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高、张为政之日，优先关注的就是民生问题。”(第82页)同时说明，《明经世文编》是认识明代民生问题的重要文献。
    ⑤程潮、张金兰：《先秦民生概念与民生思想初探》，《现代哲学》，2011年第6期。
    ⑥孔颖达：《尚书正义》，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上册，第135页。按：《大禹谟》系伪《古文尚书》所出，出自三国魏王肃，反映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此点受北京大学历史系李新峰教授提示，特表谢意。
    ⑦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97，谢迁：《谢文正集(疏)》之《两淮水灾乞赈济疏》，第1册，第865页下。
    ⑧钱伯城等主编：《全明文》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页。
    ⑨钱伯城等主编：《全明文》第1册，第7页。
    ⑩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28《续编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下册，第1017页。
    (11)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9《别录一》，上册，第311页。
    (12)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22《外集四·金坛县志序》，上册，第881页。
    (1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09，海瑞：《海忠介公文集(疏议书序)》，第4册，第3255页上。
    (14)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91，陆树声：《陆宗伯文集(疏)》，第4册，第30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