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诏书中也的确论述过民本问题，强调“厚民生”。洪武四年五月《免两浙秋粮诏》指出：“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⑧翌年十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秋粮诏》又说：“尝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⑨从治国理念来看，朱元璋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民本与民生思想。
    颇具讽刺性的是明中叶从武宗正德开始，皇帝往往行事荒唐，疏于政事。儒臣不断上疏请求皇帝关心民生。明代大儒王守仁(1472-1529年)的事例就很说明问题，他为了使正德皇帝以民生为重，上《自劾不职以明圣治事疏》，将皇帝朝政不修归罪于己，规劝皇帝：“自兹以往，务在休养生息，无复有所骚扰。躬修圣政，以弭天下之艰；屯广圣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圣学，以立天下之大本。其余习染，以次洗刷。则民生自遂，若阳气至而万物春；寇盗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魉灭。”⑩另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中呼吁：“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11)正德皇帝置若罔闻，辜负了大臣的一片苦心。王守仁对于皇帝的苦口婆心，基于他“养遂而民生可厚矣”的理念。(12)
    在清官海瑞(1514-1587年)有名的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中，提出皇帝的为君之道就是关心民生，臣职在于建言皇帝了解民生。海瑞说：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13)
    他将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视为天下第一事。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系决于此。
    陆树声(1509-1605年)《敬献愚忠以备采择疏》建言圣学图治，解决民生为上，应令官员解决“民困”，保证民生。他说：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未有民生不遂而可以称善治者。今生齿庶繁，民力凋耗，譬之堂宇饰而杼柚空，肤革完而脂膏竭。臣昔年赴召，道途所经自江淮而北，历齐鲁、畿辅咽喉之地，见驿传冲疲，夫役烦苦，民多流徙，不胜困穷。兼闻吴越、闽广、川蜀、山陕诸处，或敝于征徭，或困于兵赋，民穷财尽，所在皆然。吏非不知民隐，然欲施赈贷则仓廪不继，事宽恤则逋敛难蠲。德泽不宣，民困何由而苏，宜敕下所司酌议裕民长策，务求实惠，毋事虚文，条列上裁，通行抚巡守令，永为遵守，使民生咸遂。不徒粉饰治平，此国本之所当虑者也。(14)
    民生问题被抬到“国本”(15)的高度，旨在朝廷应以将“民生不遂”变为“民生咸遂”，即使民生顺遂为己任，这才是善于治理国家。就具体施政来讲，蠲免钱粮、赈灾施贷是舒缓民困的有效措施。在此，遂民生就是恤民生。
    明朝改革家张居正(1525-1582年)为万历初政上《陈六事疏》，建言之一就是“固邦本”，认为：“以后上下惟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16)将遂民生作为宁邦本的条件。张居正希望君臣“惟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实质是国家保证民生的重要基础在于控制宫廷用度、财政支出，防止向人民增加税收。这样国用、君德、官箴与民生联系在一起了，大臣有义务监督君德修养与国家财用。张居正上《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主张皇帝节约为君德，他提出：“仍乞皇上曲纳臣等节次所陈狂愚之言，敦尚俭德，樽节财用，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17)在他看来，俭德即君德，君主尚俭，国家财政才充足，民生才有依赖。万历二十年(1592年)首辅大学士王家屏(1536-1604年)批评皇帝“天灾物怪，罔彻宸聪；国计民生，莫关圣虑。”(18)
    君德尚俭除了节约皇室、朝廷的财政费用外，也是树立风气，使得官民养成节约风气，减少人民的负担，从而保证民生。有关节俭、国用与民生的关系，明朝士大夫多有论述。
    胡世宁(1469-1530年)针对军民利病、时政边备所当兴革十事，上《备边千策疏》，其第二条是“崇节俭以制财用”，该条建议：
    伏乞敕户礼工三部，通查内府各项供用之物，比国初旧额加添若干，凡此无益于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谕左右勋戚之家，各守礼法，各崇节俭，各为国惜财，各为巳惜福。至于官员馈送之厚，访实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权以转移于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严禁而又选法司刚正之士，以执持于下，则臣民内外节俭成风，而国用自足，民生自遂矣。(19)
    认为节俭以足国用而遂民生，是官民都应树立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