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匡赞上海女学堂
    1897年夏，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会同梁启超、郑观应、康广仁等筹议并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培养维新人才，“以翼中国自强本计”（注：经元善：《中国女学堂缘起》，《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对于这所女子学堂，张謇不仅是“在事集议者”（注：经元善：《中国女学堂缘起》，《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81页。），而且“允为局外竭力匡赞”（注：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73页。）。
    5.著文宣传变法应以“吏治民生是务”
    1896-1897年间正当维新运动由北京、上海向全国各地扩展的时候，张謇相继撰写了《论农会议》、《论商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和《请兴农会奏》等论著，认为“农务、商务者，民生得丧之林，即吏治修坠之镜，日言变法，而不于吏治民生是务，未见其有益矣”。（注：张謇：《论商会议》，《张謇全集》，第2卷，第11页。 ）他主张效法西方，在各行省设立农会、商会和工会，“实办”商务，“开导”工务，“振兴”农务，“听民自便，官为护持，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注：张謇：《论商会议》，《张謇全集》，第2卷，第11页。 ）张謇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而且明确提出了整顿“吏治”乃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保证，而所谓整顿“吏治”，就是他所倡导的“去官毒”，以“保君权”。
    6.为翁同龠出谋献计
    翁同龠是光绪皇帝师傅，亲信重臣，时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甲午战后，倾向变法，断言“不断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注：翁同龠：《致子京》，《翁松禅墨迹》， 第3册，商务印书馆1917年影印本。）他鼓励引导光绪皇帝藉助维新派变法图强，因而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张謇既是“翁门六子”之一，又是以翁公为首的帝党中坚。1897年正在家乡守制的张謇在《致于恒斋函》中表示：“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州原民视水火之义，因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即使入都，所欲效者不过如此。”（注：《张謇全集》，第4卷，第528页。）翌年四五月间，正当维新运动渐趋高涨之际，张謇毅然入都销假，意在做些“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他在京期间，多次拜访翁同龠，“无所不谈”（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为翁同龠出谋献计，现将已知内容列举如下：
    其一，张謇向翁同龠提出变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他说：“法刓则必变，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矣。”（注：翁同龠：《致张謇》，《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上海有正书局1926年影印本。）所谓“可变者”系指“吏治民生”，“不能变者”显系封建纲常名教。对此翁同龠表示“雄论钦服”（注：翁同龠：《致张謇》，《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上海有正书局1926年影印本。）。
    其二，张謇向翁同龠提出某些具体革新建议。诸如：请求停办间架税即按铺面大小额外征收的商业税，认为“间架税甚于昭信票之弊”；“上标本急策，曰‘商工农’”；“作留昭信票款于各省办农工商务奏，并请免宁属米粮捐”；“作‘农会议’、海门社仓滋事略”；“拟大学堂办法：宜分内外院。内院已仕。外院未仕。宜分初中上三等。宜有植物、动物苑。宜有博学院。宜分类设堂。宜参延东洋教习。宜定学生膏火。宜于盛大理允筹十万外，酌量宽备。宜就南苑择地。宜即用南苑工费。宜专派大臣，宜先画图。”（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08-410页。）翁同龠 看过张謇“各种说帖”之后，称赞张謇“的是霸才”、“毕竟奇材”（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其三，劝说翁同龠尽快离京返乡。6月10 日张謇亲眼看过翁同龠遵旨“所拟变法谕旨”（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10页。）。6月11日光绪皇帝将这份谕旨颁布天下， 史称“定国是诏”，以此为标志，百日维新正式揭幕。不料就在“定国是诏”颁布后第四天，翁同龠竟被开缺回籍。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见虞山（按指翁同龠）回籍之旨，补授文武一品及满汉侍郎，均具折谢皇太后之旨，亲选王公贝勒游历之旨。所系甚重，忧心京京，朝局自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是时城南士大夫人心皇皇。”“‘奉送松禅老人（按指翁同龠）归虞山’，引朱子答廖子晦语，劝公速行。”（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09页。）他用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的故事，劝说乃师及早退出政争漩涡返乡避祸。
    7.一再劝说康梁“勿轻举”
    张謇在自订年谱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 第854、858、859、861、858页。）
    张孝若解释说：我父“那时候在京，已经听说康等有不很审慎的变法，我父不赞同这种轻举，所以见面也曾经竭力劝过；既然劝过，自然不会预闻他们的策画，他们当然也不引我父为同志”。（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张謇父子笔下的所谓“轻举”，似指“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来变法”。（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 、84、136页 。）他们主张“在不流血、不纷争的状态范围以内，循序改进”，是一种“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