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避居东南而关注变法
    自从见到翁同龠开缺回籍谕旨以后，张謇预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因而“忧心京京”。他怀着怨愤与恐惧的心情，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局，决意尽快离开京城，避祸自保。他在离京前夕，既“作学堂奏”，又“作辞寿州（按指孙家鼐）奏派大学堂教习启”（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11页。），这说明他仍然寄希望于锐意变法的光绪皇帝能在兴学育才方面有所作为，但却不愿出任大学堂教习而滞留政争漩涡。他返回南通之后，在艰难的筹办大生纱厂的同时，像翁同龠身“在江湖，心依魏阙”（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样，关注着北京政局和变法命运。在百日维新期间，张謇有几次活动值得注意。其一，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设商务局、商会，各省之有商务局、商会，始此”。刘坤一推荐张謇“总理商务局、商会”，张謇先辞后就。（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其二，“唐侍郎景崇以经济特科荐”，（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张謇未辞亦未就。其三，光绪皇帝谕令变通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之后，张謇在《经义徵学序》中写道：“罢科举而兴学校，置经义而事士农工商兵各专科之学，为中国今日计，圣人复起，无以易之。而朝廷功令废声病对偶之文，犹复慄唐宋试法之旧，则以纳约自牖，靖天下士子无耳目震扰之嫌，而非以经义为至善止也。”（注：《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215页。）其四，“闻南皮奏上《劝学篇》，意持新旧之平，而何启讦其骑墙，徐桐咎其助新，人尽危矣”。（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 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
    9.戊戌政变后的表现
    戊戌政变后，翁同龠“益战慄罔知所措”，并表示“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不敢与往来，……阙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和乃师一样，张謇也竭力洗刷嫌疑。他在自订年谱中写道：“得彦升、眉孙讯，闻政府罗织党人，甘陵之祸将及，属远避。余与康梁是群非党，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内省不疚，何忧何惧，谢之。”（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他在得知戊戌六君子被害的噩耗后，竟然攻击说：“谭好奇论，居恒常愿剪发易服效日本之师泰西，不知波兰、印度未尝不剪发而无补于亡也。又常创杂种保种之说，谬妄已甚。林旭喜新竖子。杨故乙酉同年，平时修饬，见赏于南皮督部，不知何以并罹斯劫？”（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14页。）除了洗刷嫌疑，张謇还为刘坤一代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大意请曲赦康梁，示宫廷之本无疑贰”（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年版，第854、858、859、 861、858页。），既请保护光绪皇帝，又“请曲赦康梁”，说明张謇忠于光绪皇帝并同情康梁。鉴于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张謇深感失望，决意另谋出路，他致函汪康年说：“新政殆无大指望，欲合三数同志，从草堂下手，以海滨为基础，我侪所能为者止于如此，公以为何如？”（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5-1806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謇对于维新运动，既有支持，又有反对；既有关联，又有距离。张謇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与翁同龠、张之洞、刘坤一对维新运动的态度极其相似，因而他们在维新运动中，彼此设法关照、沟通情报，甚至密谋对策。张謇的言行，不仅有时或多或少的带有张之洞、刘坤一，特别是翁同龠的某些思想印记，而且有时与翁同龠共进退，与张之洞、刘坤一配合默契。
    二
    张謇对维新运动的态度，所以“若即若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特定的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张謇的阶级地位、思想状况是内因，而外因则是以翁同龠为首的帝党、以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洋务派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制约。
    张謇自称“家世业农”（注：张謇：《海通蚕桑兴衰事略复汪穰卿》，《张謇全集》，第3卷，第759页。），“窭人而兼腐儒，忽为实业公仆”（注：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提议书》，《张謇全集》，第3 卷，第91页。）。他原本是一位具有忠君爱国思想的封建士大夫，深谙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甲午鼎甲榜首，乙未虽然由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侵润潜移，而“弃官从商”，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却“言商仍向儒”，始终未能摆脱绅士地位和儒学意识。韩愈说过：“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注：韩昌黎：《与干襄阳书》，《韩昌黎全书》，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7页。）张孝若认为乃父所以“能享大名显当世”，正是得益于“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的翁同龠与刘坤一的鼎力扶持。他说：“我父先前没有翁公，成名没得这样大；后来没有刘公，成事没得这样快；翁、刘二公着实是我父的真实知己了！”（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 137、84、136页。）。 张孝若的这种说法，虽然反映了某些历史真实，即没有翁同龠的奖掖，张謇难以大魁天下；没有刘坤一的提携，张謇难以推进实业；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这就是张謇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转移到资本主义方向的驱动者，并非是翁公和刘公，而是被誉为洋务派殿军的张之洞。翁公所以奖掖张謇，是为了增强帝党的声势，刘公和张之洞所以提携张謇，旨在藉助张謇的绅士地位“贯通”“官商之气”（注：张之洞：《筹设商务局片》，《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册，第782页。），以便合官绅商之力，稳定秩序，振兴实业。当然，他们之间的这种“真实知己”的特殊关系，是有其相似的阶级和思想的根基的。他们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渡时代。他们适逢其会，成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 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 页。）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他们，而他们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他们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具有改革精神，他们的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开拓和因循并存。他们对甲午战后兴起的变法浪潮，有着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其一，他们都认为中国非变法无以图强。翁同龠说：“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张之洞认为“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5页。）“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6页。）张孝若说乃父“看了当时宫廷的纷乱，亲贵的昏聩，内政处处腐败，外交断送权利，越看越痛心，也认为非改革变法不可”。（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其二，他们都坚持“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翁同龠对光绪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道：“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亡羊。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44页。）正确的作法，是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的政艺之术。张謇认为张之洞的《劝学篇》“本旨专持新旧之平”，近似“骑墙”，而非“全是康说”的“助新”（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 卷，第433页。）之作，是值得称道的。张謇在1897 年撰写的《江生祖母七十寿序》中，论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说：“今外夷之所谓政治律例公法格致植物农商医化重电光气之学，其法駴荡耳目，而其意常与三代秦汉圣人贤豪之言，往往而合。謇尝欲得渊颖有志识之士数十辈，端本经训，而各颛其一二家之言，以待世变而应天下之所乏。生才而有志，比且从事彼族之学，规揽要领，以当于用，而明我三代秦汉圣人贤豪之言。”（注：《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342页。）其三，他们认为法“有可变者”，有“不可变得”。“可变者”系指“吏治民生”，重点在于振兴实业、发展教育之类。1895年张謇代张之洞拟定《条陈立国自强疏》，张之洞将全疏一分为二，并对文字稍加润色，而以《吁请修备储才折》和《致总署》的形式上奏。他们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反对“因循游移”，力主学习西方，设法补救，以期中国自强自立。他们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九条建议，“愿圣明决而行之”（注：《张謇全集》，第1 卷，第29-41页。）。这些建议大多并未超越甲午战前洋务新政范围，唯有“速讲商务”和“讲求工政”两条，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具有崭新社会内涵。他们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他们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而只有大兴“工艺”，才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所谓大兴“工艺”，并非复兴传统的手工作坊式工业，而是开创全新的近代机器大工业，而以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生产，正是中世纪跨入近代社会的显著的物质标志。他们主张在各省设立工政局，加意讲求，“招商办厂”。他们虽然不赞成“以商立国”，但却十分重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主张效法日本，“专讲精造土货、自运外洋两端”，“商本亏累，则官助之”，在各省设商务局，“维护华商，渐收利权。”由此可见，他们把变法的重点放在“民生”方面，旨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富民强国”。他们所谓的“不能变者”，显然是指封建纲常名教而言。张之洞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75页。）而其核心则是不能以民权取代君权，“保君权”，反对“伸民权”，可以说是张謇、翁同龠、张之洞、刘坤一的共同信条。其四，他们反对“激烈雷霆式”的变革，而主张“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他们之所以主张“渐变”而反对“骤变”，首先同他们的性格和地位有关。张謇直到中年才大魁天下，喜得骄子，因而自称“生平万事居人后”（注：张謇：《戊戌正月十八日儿子怡祖生志喜》，《张謇全集》，第5卷（下），第107页。）。世态炎凉的磨难，科举仕途的坎坷，创办实业的艰辛，使得张謇谨言慎行。翁、张、刘三人则由于位高权重、宦海沉浮、老于事故，因而处事稳健有余而势头不足，虽倾向变法，而实主持重。其次由于他们深知宫廷的内幕和变法的艰难。维新运动是一场帝党和后党、维新派和守旧派围绕着权力再分配和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问题而展开的殊死斗争。帝党和维新派所依靠的光绪皇帝，虽然年青有为、锐意变法，但是并无实权，而反对变法的后党和守旧派所拥戴的西太后，却老谋深算，大权在握。这显然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翁同龠对康有为说：“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故吾见客，盖有难言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2页。）张謇在《致吴彦复函》中对此作了更为透彻的剖析：“下走固言天下纷纷，当轴无人主张国是，其下建言者更苦矣。请上亲政为第一义，三尺童子知之矣。然上方在群顽固之掌中，如足下诸公所为，能使反掌而脱之乎？抑尚许天下人多其途以效策乎？五洲变法之速，无逾日本者。彼变法之人，皆有行法、立法之权者也，然尚二十年而小成，三十年而大效。其初变法之日，七局之首曰神祗，又有学习院、户山学校，何为者？足下与日本士大夫习，曷讨求当日之用意也？而□□也。”（注：《张謇全集》，第1卷，第 43-44页。）张謇既深知光绪皇帝“方在群顽固之掌中”，实难有所作为；又鉴于日本“变法之人，皆有行法、立法之权者”，而变法尚且经过二三十年始有成效，因此断言中国变法只能“循序改进”，绝不应急于求成，“挟至锐之气，取一切之法而更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