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张謇与张之洞、刘坤一，特别是翁同龠，既有着近似的阶级特性、密切的政治联系、深厚的个人交谊；又对维新运动有着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因而他们在维新运动中，彼此设法关照、沟通情报、密谋对策，张謇有时与翁同龠共进退，与张之洞、刘坤一配合默契，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与此相比，张謇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关系，就有着明显的不同。张謇曾说：“余与康梁是群非党”。所谓“是群非党”，可以说是张謇与康梁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他们原本都是封建士大夫，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不同的是，张謇起步较晚，仍然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康梁起步较早，业已立足于资本主义。封建色彩较浓的张謇隶属于以翁同龠为首的帝党阵营，并且依托于张之洞、刘坤一两位洋务派殿军。资本主义色彩较浓的康梁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首领，他们与帝党结盟，依靠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活动。正因为如此，张謇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变法问题上，就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原则性分歧。他们之间相同或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其一，他们都认为变法是时势使然，中国非变法无以图存；其二，他们都认为变法旨在“富民强国”，因而必须改变“农本”思想，“以工立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农商业；其三，他们都认为变法之本在于培养人才，因而必须变通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其四，他们都认为变法事体重大，必须依靠皇权自上而下进行。他们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主要表现在：其一，张謇、翁同龠等认为“法刓必变，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矣”。康有为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在听到光绪皇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的说法后，立即表示：“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45页。）其二，张謇钟情于“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而康梁等则倾向于冲破“中体西用”防线，构筑起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理论模式，“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注：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32 页。）其三，张謇反对“伸民权”，主张“去官毒”而“保君权”。康梁起初主张“伸民权”，而反对“保君权”。但当他们一经接近清朝中枢政权，就立即改换调门，正像梁启超所说的：“中国倡民权者”以康有为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旨在“以君主之权，行民权之意”（注：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34页。）。 当然，康有为的这种转变，并非是放弃民权，而是以退为进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依然是改变君权“乾纲独断”的局面，“立宪法，设议院”，实行“君民合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四，张謇主张变法应该是“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而康梁等则“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来变法”，主张“扫荡桎梏，冲决网罗”（注：谭嗣同：《致汪康年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3页。）。 康广仁也批评乃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并说乃兄“亦非不知，以为死〔生〕由命，非所能避。”（注：康广仁：《致易一书》，《康幼博茂才遗稿》，第1页。）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张謇对维新运动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新运动的开始兴起，却不利于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从而表明当时张謇尚未作为一名“志同道合”的同志而跻身于维新派的行列，还只是一位刚刚把人生道路转移到资本主义方向、在政治上属于以翁同龠为首的帝党阵营、在思想上倾向于张之洞、刘坤一两位洋务派殿军的进步人物。